个体性嵌入:基层政府结对治理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逻辑

随着绝对贫困的终结,我国将迈入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协同推进的时期。结对治理为城乡人才流动提供了可供参考与选择的经验对象,也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主体在乡土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具象认知。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收集,以互动关系与情感逻辑的视角审视脱贫攻坚时期的结对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结对治理在适配乡土关系信任的基础上增进信息全知性与互动的具象化,以个体性嵌入帮扶家庭的方式精准配置治理资源,结合技术治理逻辑下“晓之以理”与个体化联结“动之以情”的特点,将国家的“刚性”政策目标“软化”处理后与帮扶家庭的发展需求对接,发挥可持续的治理效能,为更好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考经验。

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

现代性对乡村的影响造成了村民家庭生活秩序异化的趋势,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需要持续拓展治理的深度,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对“家”的关照与建设上来。以“家”为媒,不仅需要通过“家”来唤醒我们关照自身,而且重在以“家”为媒介视角将思想的怀想与具体的制度实践相结合,由此才能将我们真正带“回家”。结对治理作为重建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一种治理实践,通过非科层治理逻辑与联结性的情感动力融入到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生活小事”中实现对家庭秩序与“人心”的安顿。把“家”引入乡村治理与乡村传播视野,有助于考察治理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路径与实践逻辑,也有助于克服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媒介中心主义范式,能通过“家”把具体的“人”找回来。

以“家”为媒:基层的生活化治理实践——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

“家”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与农民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治理场所与生活空间,构成主体间进行资源互嵌的“行动场域”。结合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材料,以“制度-生活”分析视角通过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正式制度与家庭日常生活间的互动机制与实践逻辑。正是在“家”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场域性媒介与治理实践的意义源泉。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将其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并互动的舞台,还需要通过“家”看到具体而鲜活的“人”,看到富有“至尊现实”意义的家庭生活世界。

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

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型需要持续拓展治理的深度。结对治理是地方治理主体依据地方特点所采取的与国家乡村振兴目标相契合的治理策略,为理解治理主体与地方乡土社会的磨合过程提供了经验对象。以“身体在场”动态化和阶段化的研究视角聚焦结对治理实践,可以发现具象的身体在干部“入场”时成为适配乡土信任逻辑的重要载体,身体作为感知帮扶对象生活世界的媒介,让干部对帮扶对象的贫困问题有具象感知的同时,也使结对关系在身体在场的互动中得以确认与深化。即使是在网络互动中,帮扶对象也在复现“身体在场”的互动场景,但政治规则与乡土人情往来逻辑的冲突使二者的关系逐渐淡漠。在探讨政策实践末梢的治理智慧与关系磨合问题时,“身体在场”的个体化微观分析对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村民的社会参与及主体性建构研究——以中国西部L村抖音使用为例

伴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以及互联网的增速降费政策的逐步落实,乡村中的个体在技术的赋权下重获传播主体权力。以刚接通宽带的西部一村庄中老年用户的抖音使用为例,探讨互联网在乡村下沉与渗透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参与度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变化。研究发现:乡村中老年用户利用抖音等应用凸显个性的同时也催生出他们与年轻人建立社交空间的欲望。此外,新的媒介还给予他们为本土文化代言的权力,更能让观看者体会乡土文化中"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真实一面,也为乡土文化的发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传媒再现中的“背篼”形象研究——以《贵州都市报》为例

本文对《贵州都市报》近十年有关"背篼"相关报道进行搜集与分析,该报以不向命运屈服的尽职者、讨生活的弱势者、游离的越轨者为主要的报道框架。由分析三种媒介框架所呈现出的三种媒介形象、供稿主体来源,发现"背篼"群体在该报上话语权严重缺失,"背篼"所呈现的三类形象全是以"他者"的口吻和眼光表征出来的。通过对"背篼"媒介形象的分析窥见弱势群体在传媒中媒介话语与媒介形象的建构机制,弱势群体在传媒话语中呈现出明显的被表征的"他者"形象,媒体加强深度报道以及赋予弱势群体话语权是消除表征差异最好的方式,这需要政府的赋能与媒介的赋权,才能重构受众眼中客观的弱势群体形象。

弱势群体媒介报道中景观与现实的冲突——以《贵州都市报》关于“背篼”的报道为例

本文以贵阳市某街道的10名"背篼"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深入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研究方法,并从《贵州都市报》中有关"背篼"报道的三种媒介框架(弱势者框架、尽职者框架、越轨者框架)中选取典型报道,探讨城市弱势群体如何解读大众媒体建构的"背篼"形象。研究发现:弱势群体对"弱势者框架"与"尽职者框架"两种框架报道所塑造的媒介形象表示认同,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进行意义补充;而关于"越轨者框架"的报道,在"背篼"看来则是一种颠覆性的意义解构和重构。"背篼"群体不仅是媒介镜像中的"他者",在现实中也陷入作为城市边缘群体和远离故乡不在场"他者"身份的双重困境。对此,笔者提出应通过同时赋能与赋权来改善和解决这一现状。

城市弱势群体媒介形象建构与反思——以贵州都市报关于“背篼”的报道为例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增长期,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其中一部分人在新的环境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形象认知多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建构的。这样的形象与在符号权力运作下的表征存在差异空间,加剧了弱势群体融入城市环境的难度,使其愈发边缘化,也为城市的协调发展带来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