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命:演化方式、危险与伦理考量

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最主要的分类之一。在存在论层面,弱人工智能是人类生存的技术手段,而强人工智能则是如同其他生命一样,可在真实世界中生存的人工的智能生命。按照生命演化史上其他生命,特别是人类的进化模式,作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演变不应是奇点式突变,而应是渐进式进化。如果说弱人工智能的威胁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新的技术威胁,那么人工智能生命的威胁则在于生命演化史上首次可能出现类人类和后人类生命,这改变了人类在生命演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后人类生命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在人类视角和生命共同体视角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危机——胡塞尔科学批判中人学视阈的凸显

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晚期胡塞尔转向一个不同于其早期现象学科学批判的全新出发点,即客观主义和技术主义批判,并由此论述欧洲科学危机问题。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通过分析几何学的起源这一例证,胡塞尔不仅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所导致的客观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而且阐释了日常生活世界在这一倾向中是如何遭到抽离和遗忘的。在胡塞尔这里,欧洲科学危机体现出的是人的危机,其现象学科学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将人从这种危机中解放出来。

伯格曼的技术哲学及其启示

伯格曼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他通过"器具范式""聚焦物"、"聚焦活动"等概念,论证和说明现代技术在改善人们生活的过程中具有本质上的局限性。他同时还把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分析与对技术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分析结合起来,试图全面地把握技术和当代生活的特点。

现象学技术哲学及其发展趋势

现象学是现代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海德格尔着眼于对技术的形而上的分析,伯格曼和伊德则实现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克努斯和斯蒂格勒在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技术的两条新的路径。有别于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纯粹形而上的追问,当代技术哲学转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利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从伦理、政治、工程和日常生活等多个角度展开对技术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

形而上学是一个在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术语,其溯源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克服了柏拉图"理念论"的种种缺陷,通过论述本体与本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范畴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体"学说。亚里士多德这一学说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面向技术的实事本身

“面向实事本身”在技术哲学就是面向人造物本身。所有技术现象最后都必须还原和追溯为人造物,都是奠基于人造物这一感性的,能够直接为我们感知的实事本身之上的。无论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还是作为活动、意志、方法的技术,只有还原为作为人造物的技术,对它们才有具体、感性和直观的理解。

人造物、意向性与生活世界

同自然物体一样,人造物也有其功能与结构;与自然物不同的是,人造物的功能是意向性意义上的功能,在人造物身上聚集有人类的意向。通过人造物的结构,可以把技术与物的因素即自然的结构与规律联系起来;通过人造物的功能-意向,可以把技术与人和人所生活的世界联系起来。

何为时间:从柏格森、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致力于对传统机械论时间观的批判,反对用空间概念描述时间,认为时间是一种纯粹的、不可分割和不能测量的绵延。胡塞尔时间分析的重点不再是对时间与空间进行切割,而是对内时间意识进行描述,认为时间是一个由原印象、滞留和前摄组成的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正是柏格森和胡塞尔在时间问题上所做的铺垫,时间才成为海德格尔存在论分析的切入点。

伊德技术哲学:“人—技术—世界”的相关性研究

通过对已有技术理论的“悬置,”伊德直接从技术与人和世界的相关性研究技术,认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既改变了人对宏观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人对微观世界的感知,使用技术的知觉与不使用技术的知觉具有本质的区别。

人类不再是一种动物了吗?--生命哲学视域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问题上,西方主流哲学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且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是,虽然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很多区别,但是这些区别并不能让我们得出人类不再是一种动物了的结论。戴蒙德借助演化人类学、古生物学等学科所提供的史实和资料展示人类是"第三种黑猩猩"。对于从实证科学来研究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与众多非哲学学科关联在一起的,哲学不能以一种超然的立场来对世界进行解释性描述,他们通过"生成-动物"理论打破西方主流哲学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所划下的鸿沟;海德格尔则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不能由实证科学提供,而应由存在论奠基。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动物只有环境而没有世界,然而在柏格森、斯宾格勒、德里达等生命哲学家看来,不同的生命(动物)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生存,每一种生命都以其自身而非以人类的语言和意识为中心,虽然人类是一种较为特别的动物,但也是在一个与其他动物共享的世界中存在着的,在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到存在之痛

很久以前动物尚不存在，众神将土、火和一切可以跟二者融合之物塑造成各类动物。众神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适当地分配给每一种动物一定的性能。爱比米修斯负责分配，普罗米修斯负责检验。由于爱比米修斯不小心，当他把性能的宝库在那些无理性的动物身上浪费殆尽之后，却发现人类一无所获——赤身裸体，既无衣履也无尖牙利爪。为挽救人类而操劳的普罗米修斯从赫斐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机能和火，因而送给人类一份厚礼。

人工智能:一种新技术还是一种新生命——生命哲学视域中的人工智能探究

如何区分强弱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现有研究大多从认识论—认知主义角度着手,从思维、感知和行为三个方面展开对智能的研究。以柏格森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家从生命在世存在的角度来分析智能,认为生命体的智能是服务于生命在世存在这一目的的。一旦把智能看作一种服务于生命生存的手段,那么我们便可以从本体论—存在论层面来对人工智能进行分类:弱人工智能是人类在世存在的技术手段,强人工智能是自己能在世存在的一种新的生命。

生命技术哲学: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生命哲学是一种在哲学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哲学流派。生命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生命,而生命是以身体为载体,身体又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因而,从柏格森、舍勒、斯宾格勒等开始,很多生命哲学家都对技术进行过研究,关于技术也提出过很多独到精辟的见解。但在技术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思想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进行梳理,可以尝试构建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这一研究范式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类型论和目的论等四个方面展开其丰富内涵,它相较于其他技术哲学研究范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拓宽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构建这一范式也存在需要克服的困难和不足,但它有可能也有办法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从而成为技术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哲学流派。

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追问

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在当今哲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评价是否定性的。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进行追问:第一,海德格尔哲学是存在哲学而非技术哲学,他对技术有着各种偏见和误解;第二,我们可以尝试利用现象学运动之内和之外的各种资源来走出海德格尔式的技术迷思。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技术伦理观

新农村建设必须走"科技强农"之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既可推动农村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也可能引起大量农民的失业与贫困,所以制度和政策保证是新农村技术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新农村技术建设可以尝试如下路径:区分基础设施技术与因地制宜的乡村技术;"小的就是美的";与历史和传统密切结合;与乡村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密切结合。

已经在此

所有技术都有其起源和历史,新技术与过去的技术之间有着内在的继承性和逻辑关系。只有通过对已经在此的技术和它们所聚集的过去生活世界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技术物体的本质。

公平与效率相互关系的思考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研究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质、特点和二者统一的基础几个方面提出一点看法。一、公平与效率相互关系的实质我国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相互关系的探讨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有经济学的角度,有社会学的角度,也有历史观的角度。本文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分析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这对弄清公平与效率在哲学上属于什么范畴,二者相互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是有帮助的。效率的含义比较简单,人们对它的理解没有什么歧义。在日常运用中,效率是指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或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公干与效率相互关系中的效率主要是指经济学中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是指用最少的经济资源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或用最小的生产成本来生产出最大价值的产品。用哲学的语言讲。

人工智能: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又一条探索之路?

海德格尔早期从存在者出发研究存在,后期着力于直接从存在本身追问存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无法被完全割裂,可以有别于海德格尔,不是从某一个在存在者、存在论层次上具有优先性的存在者来追问存在,而是从不同存在者(前人类、人类和后人类)的共在序列中研究存在。所有存在者都从属于一个绵延着的生命共同体。依据当今认知科学的研究,较高层次的智能的产生随附于较低层次的大脑神经元的运转,低层次的物质演变跨过某一临界点之后高层次的智能就会涌现,智能的出现不依赖于特定的生物结构。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后人类存在者的出现是可能的,这使从不同存在者的延续和共在中探究存在问题得以可能。以融贯的生命共同体来研究存在,探寻人类与其他存在者,尤其是后人类存在者的关系,或可成为推进海德格尔存在论研究的一条可能性路径。能否找到,特别是如何找到人类与人工智能共生共存而非你死我活的方法和策略,也将是人类在未来所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

道德体系的重建

无疑，经济转型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但与经济转型相比，新的道德体系的重建是目前更严峻、更迫切的问题。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因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逐渐解体，新的道德体系并不会随新型社会形式的建立而自动完成，这导致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大幅度下滑。重建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既需要我们到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去摸索与发现，同时也需要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提出各种可能突围或突破的点子和思路。这里组织的这几篇文章，是从古今中外伦理学典籍中整理、挖掘出的有益于当今道德重建的资源，可以为走出目前的道德混乱状态而提出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浅论生产力标准与人的标准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而且要学习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文化伦理观念。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服务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目的的手段，人的标准比生产力标准更高、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