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腐败:特征、诱因及惩治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对新型腐败展开研究,旨在促进反腐效能的提升。新型腐败在主体、手段、危害、形式方面变异出了新特征,同时隐蔽性贯穿始终。通过归纳总结,发现腐败主体的心理扭曲、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以及反腐败制度资源不足构成了新型腐败的诱因。数字时代新型腐败的惩治需要嵌入数字技术,探寻腐败变异规律,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加强教育引导。

大部制视野下的行政执行研究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提高执行力,但在行政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执行的缺位或越位、执行中的任意"变通"或"加工"以及盲目执行等,由此造成了行政执行力的不足与虚弱。相反,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政府再造运动的兴起,国外形成了三种较为典型而有效的行政执行模式,即执行局模式、法定驻外机构模式和市场化模式。当前我国要积极稳妥地探索大部制改革,既需要汲取国外行政执行模式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完善大部制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又需要政府有效地授权,逐步将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形成行政执行的多元竞争格局,还需要在行政执行中加大绩效评估的环节,实现执行力与公信力的相互结合。

绿色发展的环境政策革新:国际镜鉴与启示

在生态资源约束下,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欧盟、美国等国家或引领绿色技术创新,或率先采用绿色技术产品,或创新环境政策标准,积极推进环境政策革新,为该国发展创造了积极效应与竞争优势。随着中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确立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不断推动国家环境政策革新、提升国家绿色领导力成为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环境政策革新的成功经验,可为中国践行绿色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欧美国家大部制的实际操作、基本特征及取向观察

大部制是大多数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组织形态。欧美国家大部制改革实践既各具特色,又有共同之处。欧美国家大部制改革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部门规模大、职能范围大;职能部门的数量较少,以及内在地要求协同性、协作性等。渐进式的大部制改革依然是欧美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总趋势。

共青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探索与未来推进

新形势下共青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能够更好地协助政府管理好青少年事务,有效覆盖和凝聚青少年,促进社会和谐。近年来,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共青团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方面率先做了有益探索,取得不少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共青团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中,存在着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能力不够、资源整合力度有限、青年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不高、缺乏政策法规的有力支持等问题。为此,应当通过寻求政策支持,将有关青少年事务列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目录;加强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和枢纽联系;创新"互联网+共青团"工作模式,强化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和"青年之声"社交平台建设;提高团内外资源整合能力等,积极推进共青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加拿大防止利益冲突的做法与启示

所谓利益冲突,指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利益的冲突问题,成为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被多数国家视为有效预防腐败的前瞻性策略。完善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必须有具体的落实措施,这就需要强化监督机制、评价机制、奖惩机制、认识机制等实施机制。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

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党领导下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历史变迁与实践探索

党领导下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实践探索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研究、审度和汲取合署办公已有的经验得失,可为新时代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提供制度样本和镜鉴,更好地破解监察资源、力量分散的难题,促进执纪与执法贯通,汇聚党政监察的强大合力,助力纪委监委合署办公这一重要的制度安排不断推进并优化,助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

从古代廉洁清正资源中汲取廉政建设的养分

建设廉洁政府,应当汲取古今中外资源。中华文明积淀了丰富的廉政资源,"廉"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思想。廉洁为本、戒奢从俭、选贤任能、礼法为要等,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之道。从古代廉洁清正资源中汲取廉政建设的养分,建设廉洁政府要做到廉洁勤政,正直公正;要做到审慎理财,节俭节用;要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做到德法相济,共促廉政。

加强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管理

针对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行政审批"取消"之后,重在加强监管,提高协同治理能力,探索构建网络式、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下放"之后,重在加强业务指导与提升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承接能力;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则要规范优化并提升"精细化"水平,同时,要切实提升审批改革后续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知识行政初探

本文通过分析经验行政的弊端及社会和管理的知识化,得出知识行政是时代的必需,提 出了知识行政的路径依赖。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西塞罗与联邦党人共和思想之比较

西塞罗古典共和思想以混合均衡政体为核心,而联邦党人则推陈出新,建构了以“自由选择、分权制衡”为核心的现代共和思想,但这两种共和思想并非毫不相干,而是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方面,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和基本原则,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展现了共和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在政体划分基础、目标诉求、权威依凭、政体实质等方面,联邦党人现代共和思想是对西塞罗古典共和思想的发展与超越。

权力转移的机制性和结构性分析

权力格局是不断变化的,权力会经常遭遇到解构与重构,因而权力转移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全球化、善治、知识等会使得权力发生机制性转移,而利益分化、民主化、责任逃避等又会促使权力的结构性转移。通过对权力转移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可深刻地认识权力转移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

市民社会的失范与浪漫主义的矫正

在诸多“市民社会话语”中,市民社会往往被赋予具有消解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建构功能,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则第一次揭示了市民社会的解构功能,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原子主义、异化与失范,认为市民社会该为文化的式微、物欲的鼓胀和利己主义的盛行负责。为了消弭市民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试图建构一种有机国家,以大量的中间社团和自治组织来确保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归属的和谐统一。

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历史超越

邓小平富民思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体现 ,是立足于客观规律 ,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较之中国古代的富民思想 ,邓小平富民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超越性 ,体现为 :“民”的内容超越了古代所指的领主封建、地主封建和封建地主 ,指向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 ;“富”的内涵超出了古代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延伸为蕴涵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最终价值目标则从巩固君主自身的统治 ,转向了以富民为最终归依 ;而构建在客观规律之上的现实性及文明主体自身的实践性较之古代富民思想的欺骗性、空想性来说 ,更有质的飞跃。

从滥政到懒政：内在机理及治理之策

滥政和懒政是权力乱象的两种极端。滥政恣意妄为,懒政无意作为,两者都直接导致行政生态和政治生态恶化,造成行政资源和权力资源的极大消耗或浪费,延误甚至阻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应当深挖滥政和懒政内在的发生机理,寻求破解之道,以整治＂权力裸奔＂和权力虚耗,消弭滥政和懒政之痛。

亮剑 “为官不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但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中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为官不为＂的病菌虽然只潜伏于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一旦放纵,既抵消党的作风建设的正能量,也对党的事业发展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权力转移之分析

权力转移既可能带来经济绩效提高、政治民主、市民认同等正效应,也可能带来体系的动荡、主权的丧失等负效应。中国作为单一制的主权国家,只能由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国家主权,所以,中央一定要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从利益的维度来看,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实质是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当以市场的、科学的、民主的、法制的原则来保证两者的正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