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命令文书的开读使臣考论——以开读使臣的人员构成及巡行路线为中心

序论近年以来,有关13、14世纪蒙古大汗(Qayan)、诸王所发布的命令文书的研究正处于蓬勃进展之中、与此同时,蒙古在其统治下的欧亚各地所实施的文书行政等相关研究也正渐次展开。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的主要着眼点仍在于公文书的作成阶段,而对诸如文书作成后如何传达等情况的深入考察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在前稿中曾对命令文书开读的形式、程序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状况加以考察。本文则在此基础之上,以忽必烈(Qubilai)时期以后的开读使臣(为开读命令文书而派遣的使臣)为中心对以下两个问题加以讨论。第一,担负命令文书传达的开读使臣都是由哪些人员所构成?第二,命令文书的传达是沿着怎样的路线进行的?换句话说。

从元日外交文书来看大蒙古国公文制度——与碑刻文书之比较研究

大蒙古国忽必烈可汗曾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组织远征军征伐日本。大蒙古国曾介由高丽试图同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这一过程中被送达日本的外交文书或以抄本形式保存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或为编纂资料所收录等形式流传至今。本文即对其中的至元三年（1266）《大蒙古国皇帝奉书》（亦即所谓《大蒙古国国书》）和至元六年（1269）《中书省牒》加以考察，同时将刻于石碑之文书，即碑刻文书等资料与之进行比较，在大蒙古国文书的形式、格式的变化方面对这两件文书重新定位。通过对文书形式以及起首句的分析，阐述这两件文书所反映出的文书行政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的过渡期情况。从而进一步强调蒙古时代碑刻史料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蒙元时代公文制度初探——以蒙文直译体的形成与石刻上的公文为中心

一序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蒙元(指蒙古国时期和元朝时期,1206~1368)时代的命令发布文(即蒙古皇帝、王族、高官、帝师等统治者所发布的圣旨、令旨、懿旨、法旨、钧旨等),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