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背景下拜登政府的战略布局与困局

美国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政府都面临一个战略难题:即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如何同时保持在多个区域(亦即欧亚大陆上的欧洲、中东和印太)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三届政府应对方式的共同点是在战略布局方面减少海外武力干预,更加注重亚太/印太地区。拜登政府的战略布局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坚决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希望保持美国的承诺可信度,在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中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试图管控冲突,以及推动欧洲和印太盟友之间的协同。拜登政府的上述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各有其局限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转移背景下的战略难题,即资源和目标之间的错配问题。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本文在阐释现实主义四重含义的基础上,分析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略的演变进程,重点探析美国外交战略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原因及影响。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对外交战略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是否在外交战略和政策上践行现实主义存在诸多争论。尽管两位总统的个人特质和推进的国内议程迥然不同,但是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战略方面却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向现实主义的转向。这种战略转向包括更注重决策的权衡和取舍,改变其他国家的意愿显著降低,外交决策的出发点更多遵从实际结果而非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层面增加了"离岸制衡"的要素。向现实主义转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这种转向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深刻和复杂的影响,单极霸权的结构压力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有所减弱的同时,也逐渐出现大国战略竞争的端倪。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内地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近些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其对台政策不断进行所谓“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的辩论。但是美国的对台政策有多重层面,很多时候辩论的对象具体是关于哪一层面的“清晰”或者“模糊”,并不总是完全清楚。厘清美国的对台政策,也许需要一个更加精细的分析框架。在现实层面,2016年5月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歪曲否定“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在近几十年的最显著变化之一。尽管政治极化在美国内战前后、进步主义时代及大萧条时期不乏先例,但是当前的极化程度的确是20世纪以来最高的。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及其所带来的政党重组,以及70年代以来不断攀升的贫富分化是政治极化加剧的政治经济大背景。另一方面,政党初选、选区划分和国会规则等方面的制度变迁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政治极化现象。尽管政治极化对于美国民主政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与美国分权制衡体系的结合造成了福山所担忧的"否决政治"。制度改革可能是缓解政治极化和"否决政治"的可行途径。

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

在同盟政治当中,如何成功地约束盟国、使之放弃损害自己安全利益的政策是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事关双方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项上,约束一方需要传递两种可信的信息:一是约束一方认同被约束一方的战略目标;二是约束一方反对被约束一方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是防止盟国采取违反自己重大安全利益行动的两个并行措施,但二者的可信性较易相互削弱,这也正是约束盟国的困境所在。在美国约束以色列的案例中,奥巴马政府成功地结合了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使之放弃了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而在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案例中,小布什政府对后者几乎无条件和全方位的长期支持使得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之间严重失衡。萨卡什维利政府有恃无恐地对南奥塞梯使用武力,从而引发了俄格战争,也标志着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以及格鲁吉亚的两个案例一方面为论点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约束盟国的困难性。

美国的“深层国家”:现实与迷思

“深层国家”作为美国的外来词,在2016年大选前后开始在关于美国政治的讨论中流行开来。本文聚焦于美国的官僚体系和职业官僚与白宫的关系,试图从学理上并在经验层面上去探讨所谓“深层国家”这一议题。一方面,美国职业官僚的多元性及其官僚体系的相对开放性意味着在美国政治中不存在一个有系统性、组织性和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深层国家”;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时期,白宫和官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的确达到了高峰。出于宪法法律、专业规范或者政策分歧等原因,职业官僚通过拖延、泄密、辞职以及诉诸总监察长办公室和国会相关委员会等方式,对白宫的指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通过决策的集权化和人事的政治化,试图对官僚体系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白宫和官僚体系的互动既体现了特朗普时期的民粹主义特色,也反映了美国宪政结构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还触及官僚体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与对其进行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问题。

战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两党合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党合作的实践。两党合作的对外政策指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内 ,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同另一党的某些国会领袖以协商等形式进行的政策制订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而将对党派私利的考虑排除在外 ,并使政策最终获得总统和国会两党多数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合作始于创立联合国 ,并在此后确保了援助希腊、土耳其 ,马歇尔计划 ,以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成功。长期来看 ,两党合作的深层影响则是加强了冷战共识和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 ,并在本质上与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相抵触。两党合作的外交政策在短时间内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但也蕴藏着危险。

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这既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也不同于更早之前的前现代的古典时代。现代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核心国家越来越多,遍布全球,许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位列其中。始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霸权,在21世纪初期归于终结。世界也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演变到一个权力分布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若干新形势、新特点将影响大国关系:权力和地位分布更为分散、暴力的概念有所变化、意识形态光谱窄化、稳固的国际社会、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以及认同的复杂化。为此,未来的大国行为应为非霸权化、负责任及在意识形态上保持谦卑态度等。

海外公民的保护、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自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二是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对抗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国家要么正在经历危机、内战或者一段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即我们所称的“失败国家”；要么其当权者或者不同的权力中心大规模地侵犯人权。这类干预最初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现在更多地被国际社会称作“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