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实质绿”债券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基于贴标与非贴标的对比视角

含括贴标和大量非贴标绿色债券的“实质绿”债券是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来源。采用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贴标与非贴标的对比视角实证考察“实质绿”债券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实质绿”债券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且相较贴标绿债,非贴标绿债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更强;第二,“实质绿”债券的创新驱动效应对高质量绿色创新和我国东部地区样本更加显著;第三,贴标绿债较非贴标绿债存在更大的“漂绿”风险,较高的政府环境关注度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相对完善的司法环境是“漂绿”风险的有效防范机制,也是绿色债券发挥积极作用的先决条件。研究结论不仅为非贴标绿债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益证据,更证实了贴标并非绿色债券的“保证书”,贴标绿债存在较大的“漂绿”风险亟待规范。

现金流不确定性、管理者风险偏好和企业创新

文本选取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者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现金流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董事会规模较大和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多的企业中,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同时,管理者风险偏好能够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即缓解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适度的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同样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治理机制的视角

借助“沪港通”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克服以往跨国研究中事件识别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境外投资者被动“用脚投票”与主动“用手投票”的内外部双重治理来实现的。拓展性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仍是市场套利,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鼓励成熟的境外投资者入市,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促进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