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律学家——徐象先、蒋楷的清律讲义及其生平志趣

清末光宣之际,正是清廷变法修律的关键阶段,徐象先、吉同钧、蒋楷等人陆续刊行了各自的清律讲义,他们堪称我国历史上最后律学家的代表人物。学界关于吉同钧及其著述,近年已有较多研究成果,而对徐象先和蒋楷的关注与探讨相对较少。通过考察当时刊行的清律讲义,可以管窥徐象先和蒋楷的生平志趣。徐象先既是精通西学的法学家,又是坚守传统的律学家,他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关于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信仰孔子之道的两个宪法修正案,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蒋楷的《律服疏证》或为清人研究律服的仅存硕果,多少可补薛允升《服制备考》遗失之憾,亦为今人理解古代礼律关系提供了重要佐助。末代律学家编撰清律讲义的根本目的,正是努力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

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修颁时间、传本及特色

清代官方文献对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完成和颁布时间记载并不清晰,甚至存在颇多差谬,康熙十九年四月癸酉日的这则记载应是误记,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奉旨颁布日期应该是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沈家本点校的传本内容也有错误之处,应根据"上谕"等史料推断其准确内容;《刑部现行则例》的修订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如立法技术概括性不强、行政指令色彩极浓、保留了比较鲜明的满洲特色或边域文化特征等,这些特征反映了康熙朝法例的行文习惯与民族情结。

有我无我之际:漫说法律与道德的语境差别

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语境差别,二者不可随意混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如果忽视语境差别而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便可能产生负面、消极的后果,甚至使道德与法律两败俱伤。道德话语若想实现向法律话语的转换,必须超越"有我之境",即将特定的主体转换为一般主体,法律才能公平、公正,从而得到尊重和奉行。

程朱理学辩诬

儒学是传统中国的正统学说。但其并未消除传统思想界的内部的分歧和纷争,而是随着社会情景的变迁而不断地更新。宋、明时期所盛行的程朱理学是在综合当时思想界所出现的儒、释、道等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承继与创新的新的儒家学说。从这意义上而言,其是传统儒学的发展和扬弃。但是从社会治理或政治意识形态上,其被统治者所利用,并成为当时及其以后政治统治强有力的工具。由此,为以后反理学埋下了伏笔。对此,围绕程朱理学产生的背景、演变的轨迹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对程朱理学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思考。

法治与和谐理念的文化渊源及其前景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制度体制代代相因。但是到了清朝末年,西洋炮舰频频叩关,传统文化的纵向传承被迫中断。"法治"、"民主"、"自由"等西方文化理念大举"入侵",文化的横向传递成为主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我们又完全学习前苏联的模式,"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法治"的问题才又重新被提起。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则表明,我国已经从思想上抛弃了"斗争"哲学。这一转变无疑预示着法治社会的光明未来。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公正及公益的动力——从《未能信录》看儒家思想对清代地方官行使公共职能的影响

自秦汉家天下帝制体系确立以来,政府官员的角色常摆于私家臣仆和国家公务员之间。两种角色既有交叉重合又时时产生矛盾冲突。以《未能信录》所收清人张五纬在嘉庆年间办理江西各州县司法及政务的若干案例为例证,探讨清代地方官如何在这两种角色定位之间寻求调和。虽然清代地方官之勤惰、廉贪、仁苛、正邪各有不同,因而促成其履行公共职能的动因也不一而足,单以张五纬所记录之个案来看,参之其它旁证材料,张氏勉力追求司法公正及推进地方公益事业之根本思想动因乃源于儒家思想之浸润,而非清代官僚体制自身。

珍视传统的革命家:从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说起

最近几年里，笔者对董老法律思想的研究进展甚微，主要原因还是资料不足，因此笔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资料上。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收获甚微，但还是想就此做一交流。

卫太子狱辨

《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刊载了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一文,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使后学之人耳目为之一新,但文中有些提法.我以为尚有探讨的余地。田先生认为:“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官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卫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而恰恰是这一矛盾制约着武帝晚年“转变政策这件事情。”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盅之祸正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

渭南新见咸丰九年回汉息讼碑碑文释证

陕西省渭南仓渡镇是清代同治"壬戌回变"发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当地的历史记载和口碑资料向来是学者认识和研究本次回变的重要依据。此次於渭南新见的《回汉息讼碑》是与"壬戌回变"的发生有着内在关联,且尚未被学界利用的一件珍贵碑刻史料。碑文所记载的咸丰八年渭南仓渡、北焦两村因演戏引发的回汉纠纷及其处理结果,反映了"壬戌回变"之前陕西回民聚居地区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及回汉关系实况;将碑文与其他史料互证,可推知宗教因素在其时回汉纠纷中的关键作用。对《息讼碑》的释证和解读,为反思本次回变的原因和性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美刺”传统今何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批评

中国社会自古便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政治文化。由《诗经》开启的"诗教"传统,发端于三代,源远流长,影响至今未息。汉儒承上启下,将诗的功能进一步概括为"美"和"刺",即借助诗歌、民谣、民谚等艺术手法曲折委婉地表达心志,颂美刺过,针砭时弊,影响政府,监督社会。两千多年来,诗的美刺功能在引导社会,改良政治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即便是在网络电讯高度发达的新媒体时代,仍能通过不同的载体形式,产生积极的效用。

法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长远背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近期背景。无论是从长远背景，还是从近期背景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在两个时期都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生着转型。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明显受到了这些转型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呈现出一些新问题、新动向和新趋势。

诚信原则与中华伦理背景

本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方法，对当代各国民商法领域普遍接受和适用的指导性原则——“诚信”在中国适用的伦理基础加以考察。作者指出，尽管传统伦理学说中“诚”、“信”为引入“诚信原则”奠定了价值取向的基础，但二者也有严重不相适应的一面。由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欠，中国社会的诚信水平远未达到理想标准，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适当调整，树立政府行为的诚信，方能使该原则起到维护法制。

朕即法律——从《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评价谈起

原来道德话语和法律话语也存在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道德话语一定要在有我之境时,才能收喻人之效,法律话语一定要在无我之境时,方能公平。

“雅量”与法治

年前老母从其友人处借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一书，我拿过来一翻，见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雅量”之争的余波》。“雅量”之争我倒略知一二，好奇的是“雅量”之争居然还有个“余波”，这便勾引得我读了起来，没承想竟因此通读了全书。

吉同钧清律讲义的版本、成书过程及其价值

中国法律教育的创办始自光绪末叶的变法修律运动期间。其时清廷“废科举而设学堂,始立法律专门”,《大清律例》成为一门专修课程。陕派律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吉同钧在主讲该门课程的六年期间,形成了多部不同版本的清律讲义,其中有三部讲义近年业已影印或点校出版,影响很大。但是关于吉氏的生平以及这几部讲义之间的关联性和成书过程,学界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通过新见吉氏卒年资料和新发现的廿卷本《大清律讲义》,可对上述问题加以考订、梳理和推断,并尝试着对这几部清律讲义的史料价值以及吉氏在清末法律改革中的作用和影响略做评估。

北大吾师:宽裕温柔,人间君子

2023年5月8日,白天忙于各种事务,傍晚才坐下来浏览微信,恩师蒲坚辞世的消息顿时把我惊呆了。就在3月24日晚饭后,我还带着两位年轻学子一起去看过他老人家。一见面,蒲师照例称名道姓地把我的妻女家人逐个问候了一遍,记忆力还是那么好,还是那么健谈,一点儿异样都没有。聊着聊着,已经过了十点,唯恐影响老爷子休息,我说“太晚了,该走了”,蒲师拉住我说“别走,再聊会儿”。这也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光景呀,怎就突然地走了呢?让人毫无心理准备,谁能想到那晚竟是最后的诀别啊!

得形忘意:从唐律情结到民法典情结

东方人的法典情结由来已久,自李唐以后形成的“唐律情结”绵亘至近代,逐渐演变成对引入的西式法典的崇奉,乃至在日、韩、中等东亚国家形成了本文所称的“民法典情结”。从唐律情结到民法典情结,究其实质不过是为名所累,求其形而忘其意。本文以唐律情结的由来及近代以降日、韩两国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形成的民法典情结为参照背景,针对当今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出现的相近问题展开分析,认为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造就出一种本诸公平精神、顺乎国情民生、有效捍卫私权、切实促进公益的民事法律秩序,而非追求法典自身的完美。纵然得意忘形,亦未为不可。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