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德到文雅——曼德维尔论现代社会的气质

曼德维尔是英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为新社会进行辩护的重要思想家。在他看来,传统的禁欲主义美德观如今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激情与欲望是经济繁荣的背后动力,而美德与其背道而驰;而另一方面,美德作为驯化人性的手段,因其要求最为强烈的自我克制,很难有一贯的遵从者。文雅在曼德维尔看来与现代社会的气质更为契合,这是因为它需要的自我否定更少,它只是隐藏激情,而非消灭激情。曼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对于审视今日中国语境中的古今之争,以及由富强走向文雅的期待,都能提供不少启发。

中国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市民社会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但由于市民社会本身为中国传统所未有,所以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必然采取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方式。根据对近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体认,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主张采取一种将洛克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和黑格尔的国家先于市民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架构进行调和,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方式,以摆脱历史上的变革困局。同时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理念本身及其在应用于中国实践的有效性上也进行了反思,主张从实践出发的研究方式。在实践层面上,第三部门及其理论研究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存在着包括政府干预过多等困难。

同情、骄傲与社会性——斯密的曼德维尔批判再考察

曼德维尔的道德体系在《道德情操论》中遭到了斯密的严厉批判,但斯密的这一批判很难说是真正成功的,他的"同情"并没有与曼德维尔的"骄傲"真正拉开距离,他的道德学说仍然带来鲜明的曼德维尔的印记。但他们在社会的自然性还是人为性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曼德维尔那里,道德的产生、人之社会化离不开"政治家"的努力,他致力于探询的是一系列驯化激情的政治技艺;而斯密的道德心理学则没有了"政治家"的位置,他试图揭示的是道德的自然生成机制,在斯密那里,社会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双重现代社会想象

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当中,存在着对现代社会的双重想象:这既是一个商业社会,也是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不是商业关系的简单扩展,维持这一社会的伦理也不仅仅是正义,现代人之间并不是冷漠的,相反,他们彼此之间更为人道或更具同情之心。苏格兰人一方面肯定并强调了商业对文明的巨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仍然呈现了“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文明乃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商业繁荣的产物;而且商业社会存在着一些背离文明的倾向,如商业社会的劳动分工导致劳动者的野蛮化,商业精神也可能渗透并侵蚀其他社会关系。借助“文明”概念,苏格兰人得以在接受或拥抱商业社会的同时,获得一种对商业社会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视野。

同情的进步——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文明问题

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强调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和道德情感的社会生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持有一种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在斯密那里,跨文化的比较始终是可能的,因为自然合宜性构成了我们评判某一习俗的客观的、外在的尺度。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在斯密那里并不是中性的,文明社会与野蛮民族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道德后果,而且文明的进程在道德上体现为人的同情能力的进步。斯密借助“文明”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关于人性完满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得以对18世纪欧洲社会本身持有一种批判的立场。

曼德维尔对卢梭自然状态学说的影响

曼德维尔是早期现代社会的重要辩护者,他关于社会起源的论说对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构成了深远的影响,后者的野蛮人形象、文明的演进论以及对文明实质的判断都得益于曼德维尔。是曼德维尔真正将自然法从自然状态中驱逐,使这一学说的主旨由统治的正当性变成了文明社会的历史。但曼德维尔与卢梭在人性论上的分歧使他们对文明的态度截然对立:曼德维尔所展示的社会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人之粗鄙野蛮的激情如何得到驯服的过程,现代文明正体现了这种高超的驯化人性的技艺;而在卢梭看来文明恰恰是套在人身上的沉重枷锁,既剥夺了其原初的自由,亦扭曲了其纯真的天性。曼德维尔那里所隐含的文明的进步观在卢梭这里变成了人类的堕落史。

读书会对本科生学术素养培养的实践及反思

读书会可激发本科生的阅读兴趣,加强对本科生的学术训练,夯实其专业基础。教师有意识地根据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特点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良好习惯,提高开展学术研究的质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素养。但目前读书会的组织仍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将读书会建制化、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及邀请更多教师参与等举措,对读书会做进一步完善。

美德、文雅与荣誉——18世纪英国的伦理话语辨析

"美德""文雅"与"荣誉"是18世纪英国三种重要的伦理话语,它们在18世纪英国的同时存在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的论争,部分反映了当时的英国作家们对商业社会发展带来的道德冲击所做出的回应,但即便最热切的现代社会的辩护者也没有毫无保留地拥抱一个完全由利益所支配的世界,相反,他们试图寻找与这个时代更契合的伦理原则。文雅话语的兴起,既反映了强调禁欲、献身和自我克制的传统美德观念在这一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也表明了人们关切的重心已由政治和宗教生活转向了日常的社会交往,文雅成为规范人际交往的新的社会风尚。而围绕荣誉所展开的持续论争并没有使利益战胜荣誉,相反,无论荣誉原则的批判者还是辩护者都仍然肯定荣誉作为人之高尚行为的动力。休谟和斯密通过重塑美德概念来消弭美德与文雅、荣誉之间的紧张,但他们的这种重塑事实上使美德完全建立在文雅和荣誉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