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绝句》一诗解析——兼与葛晓音商榷

杜甫《绝句四首》是官军平叛后,杜甫返回成都草堂创作的即景组诗。这些诗充分表露了诗人当时的情绪心境,其诗语更是妙悟创造的呈现,体现了这组人工制品与自然环境、个人心绪的和谐。解析诗歌结合研究诗人的创作意图,可以纠正偏颇的读解,开放并细腻地找到诗歌的审美意指,回归文学本质。

“魏晋文学自觉”辨

中国文学的自觉与否,不可能是某人的某句话确定下来的,它应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文学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地位其实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文学需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得以分离出来;二是有一批符合文学定义的创作成绩;三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文论上对文学有所自觉与总结。由此,"魏晋文学自觉"的定论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索辨析。

曹娥的“孝”

本 文 从 史 源 学 的 角 度 ,剖 析 了 东 汉 曹 娥 孝 行 并 不 符 合《 孝 经 》本 义 ,推 导 出 曹 娥“ 孝 行 ”为 民 间 理 解 ,非汉 儒 所 推 崇 的 孝 道 。 曹 娥 故 事 在 流 传 过 程 中 的 变 化 ,更 模 糊 了 史 实 本 源 ,足 证 曹 娥“ 孝 行 ”确 有 正 本 清 源 的 必要 。

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

北宋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勃兴期。这一时期,以国子监为主导,各地官私机构相继刻印了大量经、子类书籍,蔚为大观。经书子籍雕印既是中国以典籍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惯性,也是科举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类印本在社会的广泛传播流行,导致"疑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典籍的神圣,对北宋的学术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形成"六经注我"为特征的宋学。

元稹“模勒”续考

“独断论”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弊病。考证“模勒”含义,并非为了论证中唐印刷术之有无,而是为了说明“模勒”一词不足以成为证明中唐已有印刷术的证据,也是为了说明从梁代到有印刷实物的晚唐之间,有一个从印章、拓印技术发展到印刷术的过渡期。

北宋“三舍法”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北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有意义的改革尝试。尽管变法最终结果失败了,然而其中关于科举和学校教育的变法内容,尤其是"太学三舍法"的实施,却很值得研究探讨。本文试图借鉴北宋"三舍法",旨在以此种内部激励机制,推动高校教育改革,使之更加符合当今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需要。

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因为它秉承晚唐印刷技术而来,又奠定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吴越国是这一时期具有印刷文化传统的重要国家,由于其保土安民的国策,对中原正统强国纳贡称臣,加之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化移民的涌入,从而导致晚唐延续而来的书籍刊刻文化在这一地区得以平稳发展,并为北宋时期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从印刷书籍母本到书籍校勘、印刷人才及技术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印刷文化与传统。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元稹悼亡诗之悲缘

元稹悼亡诗历来为人所重视 ,原因是从其悼亡诗中可以窥见其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文章从元稹身世所造就的浓厚亲情、细腻的感情触觉 ,以及患难夫妻间特有的情感着手 ,通过时代背景、个人遭遇以及佛教精神等诸多方面来论述其悼亡诗悲情之缘起 ,以图展示元稹作为诗人个体所具有的真实情感。

陈子昂《修竹篇序》新论

陈子昂向来被视为唐诗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这一结论的由来,主要凭据是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呼唤诗歌革新的言语。然而通过细读《修竹篇序》,并考察陈子昂生平为人,却能发现陈子昂引领唐朝诗歌理论革新的定论值得商榷。其真实情况是《修竹篇序》对于齐梁诗歌的批判有失偏颇,而陈子昂只是口号式地提出"风骨"、"兴寄",相关诗学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有赖他人创作实践的弥补与总结,由此成为盛唐诗歌努力追求的精神方向。

北宋胡瑗入朝校律考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景祐、皇祐年间,胡瑗两次入朝参与乐律校正,引发朝野议论。研究当年的校律定乐情形,可以发现两次定乐既有钟磬、律管的分别,又有阴阳附会的道德评价,绝非简单的音律校定。从两次校律的效果来看,胡瑗只是创造性运用了"管口校正"与管长调整的校音方式,其音律校正效果并不理想。

五代时期南唐校勘人才及其印刷传统

五代十国因其秉承晚唐印刷技术,又奠定了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地处江南的南唐国由于藏书与科举双重需要,其在继承晚唐刊刻书籍母本的同时,又在校勘印刷人才及制度保留,甚至具体的印刷技术上为北宋书籍印刷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因此,关注南唐印刷传统的意义就等于关注北宋书籍刊刻的继承源头。

黄庭坚桂林行踪及诗文考辨

崇宁三年(1104)五月,黄庭坚贬谪宜州途经桂林,仅留下一首诗,使人产生疑惑与思考。对黄庭坚桂林行踪的考辨证实,党祸对于诗文创作的箝制才是黄庭坚在桂林文字稀少的主要原因。古代诗文作为文化留存如何转变成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得以延续,是后人应继续探讨的问题。

唐宋文本差异与宋诗学问化

雕版印刷的发展,唐宋文本差异对诗歌创作有明显影响。因为抄本有限,印本才给宋人傍书创作的可能。从西昆以典故入诗,欧公化用古人诗句,王安石以史料入诗,以及苏、黄以才学作诗,都坐实了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公论。此外,文本差异也导致宋人因学问加身,即便情景感兴也不免想起学问、经验,以"掉书袋"、"互文复义"地呈现多维的作品形态。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

五代科举与书籍印刷之关系

在考察五代诸国藏书及书籍刊印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除佛经以外,当时所收藏和印刷的书籍多为儒家经书。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朝代更迭的五代时期,由唐沿革而来的科举考试,仍在延续,并未停废。这也说明五代的科举与书籍印刷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科举的存在对于书籍印刷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香观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对于诗学的贡献也多为学者论道。在钱氏诗学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富有特色。"香观说"作为钱谦益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由于其评判诗歌的思路有悖于逻辑常理,而与禅宗思想暗合。所谓"香观说"实是禅宗的"心观之法",其理论开创意义大于实践的可能性。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胎性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诗学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道。在其诗学论述之中,尤以其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胎性说"是钱谦益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它包括"先天胎性说"、"圣胎说"两层含义,是钱谦益考察诗人诗歌水平优劣高低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鉴赏活动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意义。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

意境与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取向

意、境,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历来为文学理论界所乐道。从古人的诗论、画论,直到王国维等近现代的学者,关于意境,均有研究和探讨。与西方不同,"意境"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道德自然"、"天人合一"等自然哲学思想是其产生的根源。按中国的传统认识,美的东西所要传达的"美意",一定是在其所处的"境"中体现出来的。这"境"就不单单是一个两个物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境界"中所有人或物的和谐映衬,是境界中诸多意象的和谐统一。由此出发,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取向亦在"意境"中得以体现,其最终要求是这些多样的审美趣味要给人以精神的指归,及成就了文人精神上神游般的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