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的倒U型增长效应与最优金融规模

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作用是非线性的。由于金融发展是有成本的,当金融过度发展时,其机会成本将大于潜在的收益,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经济中存在最优的金融发展规模。本文用金融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作为度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为避免内生性偏误,实证研究采用系统的GMM进行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倒U型。潜在的最优金融规模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决定。

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利用中国省际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的金融发展通过提高研发产出效率和技术吸收能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两种作用机制的比较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促进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通过提高本国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比进口贸易有更强的技术外溢效应。

动员性扩张还是市场配置:中国金融体系功能的检验

本文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及1996—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后，金融体系开始逐渐发挥资源配置功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双渠道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金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以金融发展水平衡量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差，没有起到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

文章在G regorio和W olf(1994)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比较静态的局部均衡模型。重点考察了生产率是否是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然后比较了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对三个地区实际汇率变动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中确实存在Balassa-Samuelson效应,东部地区汇率的长期趋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生产率,而中西部的汇率主要决定于需求因素。

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了吗?——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金融发展能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其中,收入差距下降的28.53%可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71.47%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从区域上来看,金融发展均缩小了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金融发展水平最高,对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也最大,中西部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本文最后从发展普惠金融、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加强金融对教育均等化的引导等方面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素投入还是TFP?——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FDI只是通过要素投入机制而并没有通过TFP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趋势的因素研究

本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模型构建了实际汇率与劳动生产率、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动态调整过程。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生产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实际汇率的变动方向与巴-萨效应预测的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适用其假设,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等其他因素亦影响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即使是在长期内,巴-萨效应的假设也不能成立。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来影响实际汇率短期波动和长期变动趋势,从而影响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优势。

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

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并把技术进步分解成前沿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改进,分别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技术进步,但是其效果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金融发展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的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有31%可以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另外,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关系。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会加剧贫富差距。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类储蓄动机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7年的数据,检验了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三类动机,即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结果发现这三类储蓄动机都对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生命周期储蓄动机是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此外,由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随之提高。

中国香港虚拟银行监管框架及其对内地互联网银行监管的启示

近年来互联网银行发展迅速,但面临着监管规则与业务特点不匹配、信息技术风险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难等问题。2019年以来香港金管局分三次发放了虚拟银行牌照。本文归纳了香港对虚拟银行监管框架和相关规则:"早公布、稳实施",制定专门的原则性指引进行监管;风控要求高于传统银行,突出防范科技风险;保障客户充分知情和投诉的权利,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有稳健的业务发展规划,规范虚拟银行经营管理行为;通过强化国际合作和互联网广告投放,监管跨境金融机构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制定互联网银行的监管原则和框架、构建与互联网银行风险管理特点相适应的风险防控机制、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对跨境金融服务的分类监管和联合监管、落实股东加重责任等完善内地互联网银行监管的对策建议。

政府消费、贸易条件、生产率与人民币汇率——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扩展研究

本文在Gregorio和Wolf(1994)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政府需求考虑进去,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扩展研究。从全国整体和分区域层次,利用1995-201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确实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人民币升值,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阻碍人民币升值。同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西、中、东部依次递减,其中西部地区政府消费所引致的投资的贡献度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BSH)为分析框架,采用1995-2011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中国整体及各区域层面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通过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传导作用,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中国的FDI流入通过提高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促进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区域的结果发现,FDI对人民币汇率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FDI对人民币汇率具有反向作用,而在中西部,FDI则会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应大力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印证了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制定我国的引资政策时,一方面应考虑区域差异,另一方面应加强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协调,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福利的提高。

储蓄存款增长波动加大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含义——基于广东人民币储蓄存款数据的研究

长期以来,居民储蓄存款都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各项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最高。因此,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性,对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至关重要。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利率敏感性不高、替代型金融工具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近年来,储蓄存款出现增长波动加大的新趋势,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为此,有必要对居民储蓄存款增长波动的新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提供决策参考。一、储蓄存款出现增长波动加大的新趋势:以广东为例本文以月末储蓄存款余额环比增长率为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