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闽南社会变迁与沿海家族发展探析以霞山杨氏为个案

明末清初时期,福建闽南地区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海洋氛围的动荡和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家族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定居于漳州九龙江沿海赤岭地区的霞山杨氏家族,是一个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半农半商”的传统家族。明末清初的社会变迁打破了家族的平稳发展,迫使其举家迁徙南靖寻找生存空间,踏上适应、发展并融入新地域的发展道路。尽管突如其来的历史动荡对家族生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正是这一过程给家族生计发展与婚姻建构提供了契机,在动荡变迁中霞山杨氏家族反而实现了其社会经济资源的开拓与发展。

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圭海许氏家族的个案分析

明中叶以降,海洋环境剧烈变化。本文以圭海许氏家族为例,根据地方志书、族谱和田野调研所得,试图透过一个家族的个案,分析其在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海洋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应对之策,以及海洋社会中许氏族人的经济活动,进而探讨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之间的关系。明末清初,圭海许氏家族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以海为伴:唐宋以降月港区域的初步发展

自唐宋时期以降,九龙江下游两岸沿海地方的老百姓有的"障海为田",从事农业生产;有的驾驶渔船,从事捕捞作业;还有的泛海经商,从事贸易活动。他们的这些生产经营模式共同构成了本地区海洋经济的主题,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九龙江下游两岸区域的开发史反映了沿海百姓逐渐适应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过程。

清朝政府如何维护海洋秩序

清朝政府对出洋船只的管理可谓处处"有法可依",对海洋秩序的维护和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事出洋贸易和采捕的商渔船只在不断完善的海洋管理制度中不断进行调适,海洋社会经济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断向前发展。

从白石丁氏家族看宋代以来闽南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

唐宋以来,白石丁氏家族肇基于九龙江下游滨江地带,开始了与海洋互动的历史进程。有宋一代的丁氏家族为当地水利建设贡献良多,日渐成为漳州一带的望族。至明代中叶,在私人海上贸易的大军中,白石丁氏开始崭露头角。明清鼎革,海商徐跃占葬贤宦祠地一案呈现家族衰微之象;直至清代中期,白石丁氏在海洋贸易中日益活跃,海洋经济实现了对家族建设的反哺。

海洋社会变迁下的福建官绅与海商——以高寀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四出搜刮财物。高寀受命入闽,十几年间横征暴敛,给福建海洋经济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最终引发了地方官绅的联合反抗。本文以高寀事件为中心,分析福建官绅在维护海洋经济社会秩序方面的作为;这一时期,海商地位大幅度提升,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从族谱史料看明清时期月港家族闽台海洋活动

明隆庆初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实行有限制地部分开放海禁的政策,月港成为政府批准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此后,百姓出洋贸易得以合法化,海洋社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西方人的东来和闽粤百姓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澎湖、台湾逐渐成为当时中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这一时期,族谱中大量记载了各家族前往台湾经商、生活的历史信息,福建省特别是月港地区的各大家族在海洋活动中各显神通,为繁荣海洋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这层意义上讲,月港仍然发挥作用,海洋因子也并未随着港口的淤塞而消失。

史海耕耘见深功——读陈自强《明清时期闽南海洋文化概论》

海洋文化是闽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自强先生的《明清时期闽南海洋文化概论》是闽南海洋文化研究的专著。全书突出海洋,从长时段考察整个闽南地区的海洋文化状况,拓宽了研究的基础性资料,讨论了闽南士大夫的海洋意识,吸收借鉴了中外学界的前沿成果,论述了海洋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稍显不足的是本书对士大夫、海商群体之外的其他涉海人群关注较少。

清代闽南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龙溪壶山黄氏家族的个案分析

清代海洋环境历经变化,身处沿海区域的人们或深受其害,家业荡尽;或顺势而为,获得发展:有的走向了海外贸易的道路,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有的则干脆留居海外,继续保持着与家乡的密切联系。经济地位提高后的人们大多选择了遵循儒家思想规范,建立家族,致意于科举,实现了对主流价值的依归。海洋文化因子也逐渐进入主流文化体系,乃至对清代各级政策的制定与修改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康熙帝海疆政策反复变易析论

康熙朝海疆政策屡有变革,这缘于对客观形势变化的因应。由于康熙本人及其大部分臣僚不熟悉海洋,制定海洋政策的分寸就很难把握。来自地方和民间的奏章和呼声,有的无法上达;有的虽然上达,也不一定马上被中央所理解和认可,直至变成政策。当政策施之于实践时,不同的官员又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执行起来又会多种多样。正因为康熙帝力图沟通中央与地方、把握各方面的实态并及时调整政策,才导致了康熙朝海疆政策中时禁时开、时严时弛、多有反复的现象。

明海洋管理制度化进程中的朝廷与地方

月港地方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嘉靖年间严重的倭乱才使其进入明王朝的统治视野之中,中央朝廷开始在这个地方设置军事机构,力图稳住东南海疆。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朝廷一方面采取中原体制的做法——设县直接统治;另一方面,经过反复权衡,被动地、有限度地选择月港开海贸易,由此海澄(月港)开始了合法发展海外贸易的新时代,商税制度亦逐渐建立起来。从海澄设县、隆庆开海乃至商税制度建设,中央与地方的慢慢磨合,官方与民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然默契昭然可见。

海洋史视野下的清代前期福建粮食供给问题

宋明以来,福建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供给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入清之后,这一情况随着全国粮食问题的紧张而日益突出。清政府采取了东南沿海省份米谷海运入闽、台米内运、鼓励海外粮食进口等措施加以解决,沿海地方士绅也参与其中,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尽管这一过程也曾呈现出局限性。对海商而言,他们在官府的政策导向下,以自己的行动促使清政府承认其海外商业运作的存在,从而推动了相关政策的演变,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海洋发展之路。

族谱所见明清时期中菲贸易的月港海商

明代隆庆初年,官府废除明初以来的海禁政策,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月港成为明中叶之后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逐渐享有"天子南库"的盛誉。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开始了从吕宋到美洲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贸易,并与月港海商发生了联系。从散落在民间的族谱资料入手,关注中菲贸易中的普通海商及其背后家族,探讨他们与吕宋的贸易往来。明末清前期,月港出洋人数在族谱中留下的印记远远超过之前,这一现象是当时闽南海洋社会老百姓生计模式的新转向,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试析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政策

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沿海各省的海禁令逐一解除;康熙二十三年,开厦门港与鹿耳门港对渡。关于厦门与鹿耳门之间的对渡,虽然清朝政府制订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十分严厉和苛刻,但是效果不佳,闽台之间偷渡愈演愈烈。闽台对渡贸易日益发展的现实,使得清朝政府逐渐认识到海洋社会百姓的生计利益,从而调整和修正相关政策。最终,清朝政府取消禁止赴台民人携眷的政策,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也是清朝政府顺应地方民意执政理念的贯彻。

试析明清时期闽籍士绅关于“开海”、“禁海”问题之态度

隆庆改元,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实行部分开放海禁的政策。在此后的一两百年时间里,中国东南海洋形势风云变幻,闽人的海洋活动几起几落,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海洋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海洋史的角度出发,以海洋为本位,对他们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洋社会人文信息。尽管,这些闽籍士绅的叙述是主流社会精英文化可以接纳的海洋信息,但是,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相关言论,我们对明清时期福建人的海洋活动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从中或可窥探中国东南海洋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论题: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及其变迁

王日根教授：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及其变迁”。关于这个话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一、社会管理概念的界定；二、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的等级性特征：三、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中，“官”、“民”分别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四、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民力的活跃；五、社会管理中的城乡差异；六、参与社会管理的其他诸因素（科举、神灵、其他地方习俗等）；七、在开展传统社会管理研究时应注重资料的多样性，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在上述方面，我的研究已多少有所涉及．且提出过“官民相得”、“官民互视”以及“自域”和“共域”、“社会秩序”等概念。学界对此已有一些讨论。著名学者汪荣祖先生曾问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