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据性质问题探讨

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定罪处刑,必须以真实的案情为基础;而要确定案情的真实性,又必须用证据来证明。有确实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无罪,或没有确实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和处以刑罚。所谓办案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就是要从证据实际出发;所谓办案要以事实为根据,首先就是要以证据事实为根据。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中最根本的问题,办理任何刑事案件都要重证据。

試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兼与黄明新同志商榷

人们历来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刑事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却不见这样的条文。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黄明新同志著文在《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二期上作了解答,文章的题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为什么没有写进刑法条文里?》。黄的文章认为,“虽然在刑法条文里没有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但它的精神仍然体现在有关条文中”。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一些不同的看法。打算先通过分析黄的文章,谈一谈在我国《刑法》中有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或精神;再从理论和实践上,谈一谈在我国的刑事政策或刑法中,还该不该采用这条原则。

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诬陷之词必须推倒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是非都是颠倒的。林彪、“四人帮”对所谓“福利党”的批判,就是这种颠倒的一例。共产党人要不要为人民谋福利?对这个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的答复,只能是肯定的。如果不为人民谋福利,难道还配称作共产党人?!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实现,并愿意为之终身奋斗的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说来都是为人类谋长远的根本的最大的福利。在这个总的前提下,对一切有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具体福利,共产党人都应当竭力去谋。否则,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本来都是些天经地义的常识,竟然长期地受到无端的批判,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