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的概念及其术语渊源的辨析

土地使用是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然而其存在普通词语与专业术语含义的区别,作为专业术语缺乏统一的清晰的定义,不足以支撑作为规范性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学科建设需求,迫切需要一个精确定义的专业术语代替一般词语含义的“土地使用”。为此,本文对“土地”“使用”和“土地使用”概念进行分析,剖析“土地”符号的含义与物质实体的双重指向,溯源土地概念从“物质”“资源”到“空间”的三种传统;借助英文“use”的词义,区分“使用”作为动词所指的土地使用行为类型和作为名词所指的土地使用状态的含义,揭示出使用行为背后的限定性规则,包括正式的规则表达以及文化和习惯等制度背景,土地的使用与用途存在使用权这个普遍性的影响因素。深入辨析“使用”的“消耗”和“利用”两种含义以及“使用”作为一项权利的本质,区分“土地消耗”“土地利用”“土地开发”三种使用行为,并对国土空间规划下的土地使用概念体系的建构提出建议。

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检讨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度建构及其实践

过去40余年,城乡规划时期的大规模、高速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产生了半城市化、大城市病、生态环境破坏、现代与传统断裂等诸多现实问题。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成果与标志,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包含城市化在内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概括,也是未来发展的总命题,其中蕴含中国式城市化的子命题。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城市化的政策载体和干预工具,需要解决城市化的现实问题并响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召唤。自2019年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立和实践以来,改革目标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偏差,除了考虑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对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进行检讨。第一,对于试图纠正城乡规划增长主义倾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其管制发展态度实质是承认并强化了“发展-保护”对立结构,仍然没有摆脱现代主义的窠臼。第二,国家尺度的理性综合规划体系与现代社会科层治理结构无法调和。“总体规划”的综合性与整体性规划原则与“分级”规划编制制度本身是矛盾的,专项规划作为政府部门专业治理的工具也是“总体规划”所不能替代的。第三,国土空间规划治理存在落入工具理性陷阱的问题,如突出土地绩效指标所导致的治理目标异化、城镇开发边界管制工具出现功能错位等,这些问题都是现代性观念导致的。为避免现代性陷阱,必须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推动规划治理的根本转向。

基于行动者关联法剖析开发控制的程序结构

开发控制是规划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规划管理强调"控规-许可"的硬羁束作用,试图用规划替代开发控制,忽视了许可过程具有多方利益博弈和协调过程的特征;并且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生态环境等影响规划决策的因素需要以"非人类"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开发控制过程,而不是依赖"政府"这个假定的公共利益代理人;况且,分税制下的地方政府更符合"经济人"的假设,在此背景下开发控制研究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框架。本论文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城市政体理论融合,运用"行动者关联法"剖析开发控制的程序结构,结合开发控制的目标与控制方式,将许可程序概括为四个程序阶段并提炼关键特征;针对每个程序阶段识别相关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参与者,构建开发控制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开发控制程序结构研究可以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规划实施和开发控制制度变革提供理论的指引和参照性框架。

中美城镇增长管理工具比较研究

城镇增长管理是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是实施空间规划的措施之一。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新形势下,增长管理如何适应整合的目标和需求?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从工具体系和单个工具层面对中美城镇增长管理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衡量两国城镇增长管理工具体系的构成以及工具目标、控制性与引导性、刚性与弹性、应用层面四方面的差异,并选取武汉及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得出城市增长边界在划定逻辑、管理方式、协作模式上的差异。最后,针对中国的城镇增长管理工具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