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田河南教育活动考论

晚清山东学者孙葆田在河南讲学七年,曾在宛南书院、大梁书院等地任教,并担任过河南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孙葆田通过更改课程设置、增加中学内容、编订策论教材、加强古文传授等举措,提倡古学,捍卫古道,为河南培养了一批擅长经学、古文、方志的专门人才,为河南古学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儒学文化自觉思想的现代意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正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主动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应借鉴儒家学说的“自我觉醒”理念、“自我反省”哲学以及“自我重构”意识,推动文化自觉的形成。

从“德性自足”到“立己立人”——轴心期文化自觉意识的现代意蕴

以轴心期中西智者的学说和著作为观照点,不难发现人类文化发展存在着环形联结现象:“德性自足”的精神原乡是起点,人类发展过程中德性的逐渐远离是迷失的中间一环,人们的自我实现和回归内在是重要目的地。回归内在的途径有二:神圣的仪式和修德、修道、修心。但回归内在并非终点,立己立人、实现再次超越,才是人类不同文化的共同追求。对轴心期文化的准确认知有助于当今时代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如此,借助根植于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轴心期文化自觉意识,能够明晰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明确回归内在、立己立人不仅是轴心期智者的内在追求,也是当下人们可以汲取的精神食粮,对弘扬中华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文化自信等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幽梦影》的生态智慧

清初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论山、论水、论雨、论花、论风月、论动物植物,处处彰显着中国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生态智慧,如天地人和,顺应天时;"道法自然",率性重情;"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与天地为友,得一世淡漠——论《庄子》的空间观

《庄子》一书对空间问题的探索深入而精到,不仅阐述了空间的无限广大、无限深远以及空间关系的相对性如大小、远近、精粗、内外,还揭示了由于受到种囿、境囿、时囿以及知囿、物囿与俗囿等的影响,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极其有限。唯有通过"恬知相养""安时处顺""不缘外物""静观得道"等方式解囿,方能体会到崭新的人生境界。

《崂山文化研究丛书》校注三书读后

《崂山文化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刘怀荣担任总主编、青岛大学七位教师分别执笔而成的一套丛书,被誉为当前关于崂山文化研究＂最具前沿性和首创性＂的系列成果。该丛书共七册,分别是《崂山道教佛教研究》《崂山文化名人考略》《崂山志校注》《劳山集校注》《周至元诗集校注》《崂山游记精选评注》《崂山诗词精选评注》。

电影《卧虎藏龙》蕴含的中国古典意象浅析

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以其浓郁的中国风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文以《卧虎藏龙》中人物活动场景如镖局、京城、大漠、竹林、古窑和人物名字如秀莲、慕白、娇龙、虎、半天云、狐狸等为视角,剖析其中蕴含的中国古典意象及其在影片中的特殊寓意。

论孔子思想中的智、仁与勇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学者对孔子的“仁”多有阐述,对其“智”“勇”思想也有所探讨,但对孔子思想中仁与智、仁与勇的相互关系及“智仁勇”三达德与中庸之道关系的研究较少。孔子强调,仁者须有智慧辅助,智者也应以仁为本;仁者必有勇,勇者也须有仁;同时提倡中庸之道,将智、仁、勇三者并举。

略论孙葆田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特色

孙葆田是清末重要学者、古文家。他跟随张裕钊学古文,推崇韩愈、曾巩、方苞,形成了独立的文学思想:因文见道,不立宗派;道德文章并重;于"有所法"中求"有所变";修辞立诚,不妄毁誉;推崇古淡自然的文风。其文章呈现出文风朴实弇雅,富有理致;为文注重章法,结构谨严;行文简而能要,曲而有直;语言雅正平实,不失简洁的艺术特色,值得学者关注。

水泽祭祀与生殖崇拜--论先秦郊野春祭

郊野是一个与都邑相对的区域,和人们的生产劳作及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其中临近水泽之地成为先民的重要祭祀场所。先秦时期在水泽附近举行的郊野春祭活动主要有民间春社、祷高禖和岁时祓禊等,多伴随男女集会。这些活动与岩画、出土文物和古籍中的连臂舞、履迹舞、桑林舞等舞蹈仪式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将祭祀与生殖结合在一起,反映先民对生殖繁衍的重视。以此探究当时的婚俗礼制,发现群婚现象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绵延未断,此婚俗下男女的结合以在神灵前立誓为约束。在倡导媒妁婚的周代出现仲春令会男女的政令,反映郊野春祭会合男女的旧婚配习俗在周代仍有遗留,但其受众群体范围大大缩小,仅针对鳏寡的男女,是媒妁婚之外的一种辅助婚配形式。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

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管子》及《管子治要》写本随遣唐使东传日本。后来,《管子》的刻本也传入日本,并被各藏书机构收藏。江户时代以后,日本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管子》印本,《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管子》的东传,使得部分《管子》珍贵版本得以保存,为《管子》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的《管子》翻刻本及新的注释著作,也成为《管子》研究及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