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陷阱

在古代汉语中,货与币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货是货物,币是钱。货币一词首次出现在《后汉书》中,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发现,货与币如同天平的两侧,必须保持平衡。用现代的话说,货币的发行,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但古代一些统治者似乎不明此理,把通货膨胀当作摆脱财政困境、掠夺百姓的惯用手段。历代政府贬值货币花样百出。在金属货币时代,官府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方法铸大钱。宋代以后出现了纸币,由于纸币的面值可任由官府规定,伸缩无限,其膨胀程度较之金属铸币,有过之而无不及。纸币的通货膨胀有两种形式:一是不停地发钞,一直膨胀下去,如明代的大明宝钞;二是一面膨胀,一面改发新钞,如宋代的会子和元代的宝钞。

侠骨红颜的隔代知音

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撰写《柳如是别传》,历十年始成,长达80万字。史学家往往以撰写通史为能事,以陈寅恪的学识和才华,他是最有资格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很多人纳闷他为何没有撰写,而耗费那么多精力为一名歌伎立传。柳如是,浙江嘉兴人,生活于明末清初。

谋僧念什么“经”?

乱世之中,读书人想要建功立业,借助雄主是必然选择;雄主争夺天下,也少不了读书人的出谋划策。如曹操与荀彧、刘邦与张良、李渊与裴寂、赵匡胤与赵普、朱元璋与刘伯温等。有一种谋士极为特殊,和尚出身,自寺庙入幕府,从江湖到庙堂,亦僧亦官,亦僧亦俗。刘秉忠和姚广孝是谋僧的代表人物。

以钱赎权的代价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推杯换盏的谈笑之中收回了兵权,打破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魔咒。不过,赵匡胤的“仁慈”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巨额财政支出。也因此百姓负担沉重,军力孱弱,且从此打开了以钱赎权的潘多拉魔盒。赵匡胤鼓励功臣宿将及时享乐,他采用以待遇和财富赎买权力的政策,将功臣们尤其是节度使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分解掉。北宋官员的正式收入在历朝历代中是最高的。以宰相为例,其年收入以购买力计算,大约相当于现在200万元人民币,这已是明朝宰相首辅收入的5倍以上,而拥有宰相待遇的远远不止三五人。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待遇的人还要多出许多。

管仲“两手”待商贾

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由贵而贱,这个等级观念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古代商人一直在底层游离挣扎。这个社会分层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春秋时期的管仲。其实,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经商,也善于经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但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认为,民众热衷商贾,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导致殷商之亡。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商贾的重农政策。在周朝,商人的地位非常低贱,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妾并列。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不能与商人混居在一起,商人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总结前朝败亡教训却不得要领,周王朝抑商贱商也没有能够使国运永昌。

古代占星术的玄机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认为人事是天象的反映,人事要顺应天意。作为勾通“天”与“人”的重要手段——占星术,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君权天授“”天命转移”的观念在古代深入人心,因此人们认为每逢改朝换代之际,必有天命的转移,而天命又是由天象来显示的。于是,当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崛起并意图问鼎天下时,它的占星家就要利用对星象的解释,来论证新王朝的合法性。这类事例在中国古代史上不胜枚举。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周武王伐纣向东进军时.

古代宦官政治的病理学

宦官,又称太监,终日服侍君主和嫔妃、皇子,离权力核心最近,这为他们干政专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致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宦官政治”。操纵君主,隔绝君臣,结党自固,是宦官在干政擅权过程中惯用的三种手段。宦官权力的获得,并非由于功劳、门阀等因素,而是完全依赖于君主的宠信。因此,宦官往往使尽手段,力图将君主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例如,宦官利用与君主朝夕相处的便利,想方设法博取君主的亲近感,极力增加君主对自己的信任感和依赖程度。西汉宦官石显因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而被汉元帝信任,委之以政,事无大小,皆由石显决断。

廷杖的“政治学”

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下杖打官吏的屁股。这种刑罚早在东汉就有,但一直以来使用并不普遍,直至明朝才改变。古人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当众打屁股,就是打脸。这种侮辱人格的刑罚,中国历朝历代从未明文写入刑法典,一般也不会轻易使用。

权力之茧

法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在网络时代,公众只注意自己喜欢和选择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将自身置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使自己陷入偏狭的危险。其实,权力的运行也有陷入“茧房”之险。唐朝开创者利用关陇集团打天下,反被其“套牢”;后继者利用地方节度使制衡关陇势力,却打开了藩镇割据的“潘多拉魔盒”。

士人归隐也有风险

中国的隐逸文化博大精深,关于隐士的记载也大量充斥史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著名的隐士。他们或天性自由,钟情山野;或沽名钓誉,欲显先隐;或功成身退,远祸全身;或大道不存,唯保心志。有所谓隐于朝的“大隐”,隐于市的“中隐”,隐于野的“小隐”,也有欲隐而不得的“死隐”。是选择闻达于诸侯,建功立业,还是选择归隐林泉,做闲云野鹤,本是读书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古代官场中的家奴

古代宫廷管理机构中,清代内务府算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向来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其独特之处在于,其主要人员是包衣,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统治阶级的家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乾隆朝以后,出身于内务府的包衣却有不少人官至尚书、大学士以及将军或督抚等要职。早在部落成立之时,贵族按等级的不同,会分到数量不等的奴隶,这些奴隶称为包衣。包衣是贵族的私有财产,可以随便处理,而且是世袭的,无论传多少代,子孙都是主人的奴才。

昙花一现的“台阁体书家”

明代初年,“台阁体”书法统治书坛。该体字形方正,点画光洁,结体匀称,排列整齐。当时的说法是“乌、方、光”——乌,黑得发亮;方,方正,大小一致;光,光滑,流畅。善此种书风者,大多为内阁宰辅之臣,“台阁”一词为宰辅别称,因而得名。

辟谣的“金匣子”

古代政治不透明,上层政治特别是宫廷秘密历来被统治者所遮掩,这为谣言提供了大量空间。各方势力重视运用舆论力量影响朝政,而极尽造谣之能事。谣言满足了好奇心,而被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上下推波助澜,谣言的杀伤力惊人。“周公恐惧流言日”,即便是忠诚和智慧的周公,也惧怕谣言。

传统文化中的“五味药”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

钱谦益的隐痛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集学者、诗人、古文家和诗论家于一身,对经、史、释、道都有深入研究。在学术上,他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并列,但受政治污点所累,后人很少提及。

竹林七贤的不同选择

竹林七贤聚饮时,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我行我素。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应付环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最后结局也不一样。他们生活的时代,基本是曹魏政权开始受到司马家族威胁并面临改朝换代的时期。七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嵇康,他打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号,公开蔑视礼教,鄙薄世俗,毫无顾忌,胆识惊人,名士都以与他同游为幸,视他为“精神领袖”,同时也是司马氏极力拉拢的对象。

宁拙毋巧的风骨

傅山,字青主,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大家,也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梁羽生作品《七剑下天山》中,一派宗师傅青主医剑双绝,为了反清复明而多方奔走。实际上,傅山医术精湛,通晓诸子百家,在金石学、音韵学、考据学、史学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只不过,这些成就几乎被他的书法艺术光芒遮蔽了,其“宁拙毋巧”美学观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

修史中的徇私作伪

古代很重视修史,对编撰者的品、识、才要求甚高。不过,朝廷的用人标准不一样,所选之人良莠不齐。一些编撰者因个人恩怨而掩盖和歪曲历史的事屡见不鲜,修史这项看起来高大上的公权力行为,也可能被品行不端者用来徇私。因个人恩怨而歪曲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许敬宗。唐高宗时,许敬宗一跃而成为两朝实录的改修负责人。在此之前,褚遂良曾与长孙无忌联手,对许敬宗之流进行了斗争。

李贽的三把“剃刀”

明朝思想家李贽有三把“剃刀”。这些“剃刀”,构成了他奇异、矛盾而又决然的一生。第一把剃刀是剃度之刀。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家境贫寒,从小就有怀疑精神,尤其反感程朱理学。但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26岁中了举人,他却说:这只不过是个儿戏!此后也不再考进士,远赴河南辉县做了教谕,后又调任最高学府国子监博士。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李贽廉洁勤政、秉公执法。上司欣赏,同僚夸奖,士民赞颂,大家都认为他仕途前景无量。然而,他却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中,弃官去职,来到湖北芝佛院剃度成了和尚。从此专注学问,著书立说。

“天”生我才

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作,瑰丽豪迈,雄视千古。在一定程度上,李白的气质就是盛唐的气质,难怪有不少人把李白看作盛唐的“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