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创建条件及制约因素思考

新型农业合作组织(也可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中,农民自愿参加并建立,服务于农民自身的自助组织.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费用、抬高谈判地位、有效避免各种农业经营风险上都愈发显现了积极作用,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选择.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新型农业合作组织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创建和发展中仍面临着较严重的外部环境与内在条件的制约,存在着诸多问题.

基于舆情博弈的公民有序化网络参与对策

当前网络舆情疏导和治理已成为各级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网络舆情博弈是伴随着新媒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逐步深入渗透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长而诞生的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是民众权利借由新媒介而对既有社会权力形态的角力。民众的媒治依赖与政府的压迫性反应使舆情博弈呈现为"失范"特征,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处置网络热点舆情,会刺激民众提升维权行动的悲情烈度,使抗争性网络文化蔓延,丑化政府形象、消解政府权威。应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制定网络事件应对预案、提高舆情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推进现实社会管理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条件及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更好的在实践中创造条件,引导和促进其健康发展,针对合作组织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发展中的影响和制约因素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的职能转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它将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全力以赴.历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1982年以来,中央共颁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为此,特编发此组文章,从法治角度探讨新农村建设问题,内容涉及农民的政治权利、村民自治、村委会职能、义务教育和农地承包经营权,以期引起学界关注.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 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 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从“公关管控”走向舆情引导——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实证剖析与反思

"公关管控"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网络事件采取的主导行为策略,目的是尽快消除网络负面影响,维护自身形象,本质上是迫于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通过"信息封锁"对互联网媒介生态形成的政府治理挑战的一种短视回应,其危害在于矛盾积聚与消解权威。为此,政府应对网络事件,应转变"管控"策略为"沟通、引导"策略、建立常态信息沟通机制与矛盾源头化解制度。

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批成果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学者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和建国后的县政作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以机制创新实现精准扶贫“平台脱困”

在日益呈现顽固性、细碎性、综合性、趋市场性的扶贫新形势下,从"外扶"与"内生"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来看,作为主力军的政府扶贫呈现"接口断位",尤努斯式的信贷扶贫需要"调适对位",商业扶贫存在"功能错位",NGO扶贫囿于"体制缺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精准扶贫工作需要以"平台脱困"的新思维,从主体激活与乡村发展的结构重组、主体再造、机制创新三个方面,实现平台搭建、行政接入、社会整合和市场运作,以此保证精准扶贫功能的有效性。

村庄联席会议是农村政治沟通的有效载体--关于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联户代表会议制度的分析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在家庭代表、联户代表、村民监督委员会民主选举基础上,由村党支部主持,村委会、乡镇包村干部、工作区长、镇督导组成员、联户代表参加的村庄联席会议使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得到了落实,建立了长效机制,成为农村政治沟通的有效载体。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塑造新的社会舆论和风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组织化:驱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农村社会管理除了发挥党支部、村委会的作用外,还应大力发展各种群众组织。一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大力发展各种社会性群众组织。比如像红白事理事会、群众治安委员会、民事调解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通过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稳步推进政(府)社(会)分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合作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

论“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的职能转换

围绕村委会职能及其转换问题,从考察体制赋予的村委会职能与现实中村委会的职能出发,引入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以此作为村委会职能转换的外生变量。文章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村委会的成长进入“后农业税时代”,这对村委职能向“本我”的回归既提供了体制空间,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分析了村委会职能转换的制约因素,据此提出了转换村委会职能的政策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善治理论的引介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 设进入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安排,成 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在构 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端于西方的 治理与善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视角。但同 时,也应该看到其在我国的运用因具 体条件的不同而受到的限制。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非正式组织——以G县“把兄弟”关系圈为例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需要结合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培育壮大各类社会组织,形成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把兄弟"作为县域社会内部一种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建构形态,是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现代政府建构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经济下存在从业风险这三重背景下当事人寻求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把兄弟"形成了一个以准血亲关系为象征,具有明确边界、有自身独特的利益追求,并具有重要活动能量的关系群体。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弊端。

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机制探析

鉴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建设的新的路径选择;论述了制度带动、机制促进、行为导向三个主要渠道;指出当前我们应该按照制度—机制—行为的思路抓好这项工作。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引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

社会主体建设是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支点——以生态农产品城乡合作对接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需要产业、生态环境、人的城镇化和建设组织主体的支撑,在当前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态势下,生态农产品城乡合作对接,即农户生态种(养)合作社+市民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有助于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绿色农业产业支撑,以生态农产品产销的良性循环助力新型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城乡居民幸福生活指数,实现人的城镇化,并且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组织载体。

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困局中的农地流转博弈特征分析

以河北省魏县S村粮食市场为例,考察了在政府与市场"双失灵"背景下农地流转过程中多维主体博弈的特征,提出建立依靠市场主导、政府统筹、多方参与的博弈框架与沟通机制,更好地兼顾各方的利益,不可顾此失彼。

积极引导网络舆情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网络已经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在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和网络媒介越来越深度介入的现阶段，如何认识、把握并有效引导网络舆情，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大西柏坡”软实力提升的网络环境建设对策

当前网络舆情疏导和治理已成为"大西柏坡"软实力建设内含的重要工作,既为"大西柏坡"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网络赋予了民众更多的发言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使政府管理处于一种由传播技术促成的新的"被围观"的社会结构中。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处置网络热点舆情,就会刺激民众提升维权行动的悲情烈度,使抗争性网络文化蔓延,丑化政府形象,消解政府权威。因此,政府应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制定网络事件应对预案,提高舆情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推进现实社会管理创新。

论教育出版经营模式的创新

教育出版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寻求产业升级,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型。教育出版向服务转型意味着重新思考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这将是一场从"卖书"到"卖服务"的变革,也是一场从一次性销售收益到贯穿整个产品服务生命周期、长线循环收益的变革,更是教育出版业向知识服务业升级的产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