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规范何以可能?——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构建的施塔姆勒视角

“规范”何以进入“科学”的问题是近代以来西方法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者围绕规范的科学性论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推动着法哲学理论的发展。施塔姆勒接续了康德的先验理性框架,在两个流派的对峙之中建构了“正义法理论”,将正义法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一方面,他批判了理性形而上学,回答了“正义法何以是科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批判了自然科学在社会领域的推广,回应了“正义法何以是社会科学”的问题。施塔姆勒对正义法理论的构造路径,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镜鉴,并将大大推进现代政治哲学对规范问题的深入思考。

论马克思哲学的“灵知主义”误读

黑格尔构造了哲学、宗教与科学的“三位一体”形式,并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来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沃格林因此将黑格尔视为“思辨的灵知主义者”,并将实证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纳入“灵知主义”的思想谱系中。但沃格林忽视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如果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与陶伦斯的神学科学为参照,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黑格尔哲学的“灵知主义”原型。但如何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厘定马克思哲学与“灵知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抵制“灵知主义”及其家族形式的肆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艰巨的思想任务。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