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兴起与当代社会秩序转型

当代中国的新型社会控制模式,应建构多元互动、民主理性、自主协商的法治秩序。我国近年40余万民间组织的蓬勃兴起,成为构造自主协商性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主导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促进由"单向管理"向"双向合作"的转型,构建了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促进由"被动分配"向"主动协商"的转型,构建了自主自律秩序的生成机制;促进由"无为他律"向"参与自律"的转型,构建了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平台。民间组织兴起中的"中国问题"主要是管制与放任、自主与依赖、民主与参与、统一与多元,建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合作机制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因此,民间组织监管体制需要努力推进,但却不能过于激进。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护之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给予其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被害人权利保障和救济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陷,对其救济制度不健全,不能切实保障其权利。为了实现法制以人为本的宗旨,保障人权,必须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程序加以完善,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救济。

市民社会培育与中国法治进程

历史表明,西方市民社会的兴起促进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国家兼并社会的一体化社会结构,则为"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中国要走向法治,关键的不是简单的制度构建和体制运作,更不是工具化的依法治理,而是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构筑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

“社团式”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型塑与法治秩序

要规约和克服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培养普遍的信任理念,为法治秩序提供伦理基础;重塑社会信任主体,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信念;增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法治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社团式”社会资本,推进法治现代化。只有这样,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普京时代”的“民间治理”及其对俄罗斯法治进程的影响

普京执政时期,随着经济的复苏,政治制度逐步完善,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民间治理"能力也大幅提升。然而事实表明,这一时期的民间组织发展及其"民间治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并对其民主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决定着俄罗斯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

ADR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秩序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诉讼案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独特、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但仅是注重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带来期望的法治秩序。因此,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性重构,就成为促进“自生自发秩序”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生力量。

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化契机及本土资源检省

恢复性司法是在寻求抚慰、宽容、和解中,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和伸张正义。它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和检讨传统报复性司法,强调司法程序的多元化参与,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缓解犯罪人再社会化困难的问题,并最大限度地彰显社会正义,促进司法和谐。尽管有不同的尝试和一定的本土资源,并且在试验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还是面临着本土化的困境。我们要把恢复性司法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予以研究,在尊重和修复价值的人文关怀下提炼和建构恢复性司法的原则和限度,增强它与我国司法管理模式所根植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

中国乡土社会信任关系的重建与法治秩序

由于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信任关系仍然具有血缘、地缘色彩,这不仅使市场经济秩 序在全国的均衡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难题,而且也对中国乡土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某种 "瓶颈"制约,因而要重建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推进中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

“依法治理”进程中的误区及其克服

建立法治国家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然而,冷静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法治进程中尚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律与道德、本土和移植等误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法治进程。因此,必须克服这些误区和困境,加强法治启蒙、伦理秩序建构和法治本土化根基的构筑,从而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和谐司法语境下的被害人权利保障机制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立法保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真正体现这一立法上的进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学教育与法治启蒙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推行法治不仅要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法治启蒙。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却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制约了法治秩序的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度的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形成。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因此,就需要确立包容性、法治化的智慧治理原则,探索技术赋权、多元构建、共享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加强新型立法的有效规制,构建技术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机制,进而塑造良善的智慧治理秩序。

俄罗斯市民社会发展的当代困境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在快速转型中大力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并把市民社会看作法治国家建设的希望和动力。然而事实表明,俄罗斯的市民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困境和问题,并对其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决定着俄罗斯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被遗忘权的制度性嵌入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信息控制与遗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难题,已有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公权与私权边界的逐步模糊,公域与私域界限的逐渐消解,未成年人刑事信息相对于传统的隐私信息呈现出新特征以及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勃兴,进一步凸显现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狭窄、封存定位有限等时代局限。因此,亟需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变革,适时将被遗忘权嵌入其中,以抑制数据挖掘、数据画像可能带来的信息失控和数字人格侵蚀问题,在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立法预期作用的同时,有效回应数字革命对程序正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就要求克服被遗忘权本身的理论支撑乏力、制度供给不足、技术内嵌风险等问题,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明确司法机关、新媒体和商业平台的保护义务和责任,并赋予罪错未成年人及监护人对在线信息内容一定范围的监督权和参与权,从而强化未成年人权益的法治化保障。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