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916)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辽史·西夏外记》史源补说

元修《辽史·西夏外记》开首部分所载西夏政情,并非如前人所论源出《隆平集》或《宋仁宗实录》之元昊附传,而是摘抄自宋朝国史中的《夏国传》。该记中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的两则独家史料,恐亦非出自《夏国枢要》等私家著述,而应视作宋《国史·夏国传》的珍贵佚文。

问题更新与范式转换:契丹早期史百年研究述评

契丹自公元4世纪后段开始见诸记载,至10世纪初建立王朝,亡国后又赓衍至14世纪方归于消亡,历经千年而名号始终不变,不仅对中原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内亚史上一个难得的经典案例。就契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早期历史(在时间上基本等同于契丹的建国前史)无疑对从整体上把握、理解其变化轨迹具有根基性的意义,不仅成为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也是整个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难点之一。

《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

通常认为,元修《辽史•天祚皇帝纪》的史源为陈大任旧纪与《契丹国志》,然此成说恐与史实相去甚远。通过由表及里的层层剥离,我们可以爬桄出该文本略显复杂的生成过程:辽耶律俨《皇朝实录》成书之后,曾有后继史官在其本纪部分续补天#朝编年记录,此本辗转流传至元末,是为《辽史•天祚皇帝纪》最原始之史源;金人陈大任修《辽史》,除据辽方原有记载外,复援引金朝实录以补其阙;元末修史时将辽、金旧纪合二为一,再次增入金朝实录,又大段抄录史愿《北辽遗事》以凑篇幅,最终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文本面貌。这一个案反映出既往《辽史》史源研究所存在的共性问题亦值得深入反思。

元末修史与辽朝典制的另类重构——《辽史·仪卫志》探源

《辽史·仪卫志》在既往研究中多被视作可以直接引据的一手材料。然若逐条仔细考索不难发现,该志其实并没有辽金旧志的现成文本作为独立史源,而是至正年间修史诸公所新撰,主体叙述框架皆出元人之手,根本无法反映辽朝当时仪制的原貌。元末史官不仅对旧史纪志、《辽朝杂礼》所见众多零散条目加以拼接杂糅,更在没有多少辽代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大段抄袭唐宋史书之《舆服志》以充凑篇幅。如此形成的二手文本事实上是对辽朝仪典制度的重构而非再现,其主要价值仅限于保存《辽朝杂礼》及旧史纪志的部分佚文。与其他正史志书的编纂相比,《仪卫志》的文本生成过程未免颇显另类,但类似情形在元修《辽史》诸志中却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据此以言辽制者尤须慎之又慎。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再探

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是該書在乾隆四十六至四十七年兩次進呈間抽换葉和試寫樣的集合,整體性質屬於遭到廢棄的修訂工作稿遺存。該殘稿所保存的種種細節,清晰地呈現出四庫館臣通過大量局部撤换、挖改與極少數整卷重抄,在短時間内令《總目》完成了從初次進呈稿向二次進呈稿的調適和轉變。該稿所涉及的重要四庫分類變化,諸如職官類下設官制、官箴二子目,由故事類改爲政書類,都是在《總目》初次進呈後奉敕修訂過程中,館臣爲臨時安置本朝欽定御纂之書而作出的權宜因應,背後的現實根由與學術意義都值得重新審視。

有關《裔夷謀夏録》諸問題的新考索

《裔夷謀夏録》是一部記載兩宋之際女真興起的重要文獻。今存諸本皆題劉忠恕撰,而前代著録則稱汪藻作有此書,論者多以二者爲同名异書。通過將《長編紀事本末》所引汪藻《金盟本末》(即《裔夷謀夏録》)與今本加以對比,筆者發現二者多所契合,今本《裔夷謀夏録》實即汪藻之書,而與劉忠恕無涉。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此書的來龍去脈作了一番新的考索:此書最初係汪藻奉敕爲官修《日曆》所備素材的一部分,成書於紹興九年,原名《金人請盟背盟本末》,全本當爲七卷;現存版本系統形成於明末清初,誤題爲劉忠恕撰;汪氏編纂此書時大段機械抄取《亡遼録》等原始材料,也使其具有了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底本之發現及其文獻價值

《續资治通鑑長編》通行的五百二十卷本皆屬於四庫閣本系統,民族語譯名及違礙文字已遭清人大量篡改.筆者發現,湖南圖書館藏有此書的四庫底本。其中譯名皆未經改譯,違礙文字亦多仍原本之舊,係此書自《永樂大典》輯出後的二次修改稿本.此本抄成於乾隆四十三年,修改工作持續至乾隆五十二年,較為完整地反映了《長編》輯佚、整理的過程,對於深入研究《大典》本輯佚、整理等四庫學問題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更為重要的是,此本是現存諸本中最接近《永樂大典》所收《長編》原貌的版本,對於宋遼金史研究及相關民族史研究具有珍貴的版本價值及史料價值.

《説郛》本王易《燕北録》名實問題發覆

《説郛》所收王易《燕北録》,向來因其中珍貴的契丹史料而爲史家所重,但此書名實不符的問題却一直無人問津。首先,作者王易出使契丹的時間與書中記載的時間有着不可彌合的矛盾;其次,該書與武珪《燕北雜録》在内容上存在雷同。全面對比兩書不難發現,《説郛》本所謂《燕北録》的内容很可能全盤出自武珪《燕北雜録》,而與王易之書無涉,其改題今名則應是文獻流傳過程中"張冠李戴"的結果。

蒙古西征視野下的信息流通與文本生成——《遼史》所記“西遼事迹”探源

《遼史》本紀所附“西遼事迹”是西遼史研究的核心文獻,既有成果傾向於將它視作孤立史料的集合,而對其整體的文本特徵關注不足,致使紀年混亂、史源不明等問題成爲制約相關討論走向深入的主要瓶頸。仔細分析其内在結構和叙述邏輯可知,這篇“西遼事迹”實由性質有别、來源各異的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是經過精細雕琢建構的開國君主傳記,而後一部分則是相當粗糲的原始情報彙編,二者的叙述脉絡與時空綫索都存在明顯差異,被簡單拼接、强行捏合後自然矛盾叢生。兩部分文本均是在蒙古西征時期中西信息流通空前發達的背景下,由中亞進入中原,但具體路徑並不相同。前者賴耶律楚材携歸蒙元,隨遼朝實録一同呈送翰苑,後者則是金人遷汴後遠赴西域時所得,經由金末文獻輾轉流入史館,最終在元末修《遼史》時方得以交匯。作爲獨樹一幟的漢字書寫的中亞史,“西遼事迹”的生成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極富研究價值的學術命題。

《日下舊聞考》纂修考——兼談新發現的四庫稿本

《日下舊聞考》一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長期以來學界對這部文獻本身,尤其是其纂修過程的研究卻相當薄弱。本文首先討論有關此書早期纂修工作的若干問題,進而就其成書增修、刊刻時間及著録卷數歧異等問題進行考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尚有一部罕爲人知的四庫稿本保存至今,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其纂修過程,也爲研究四庫館官修史書所涉及的編纂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範本。

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

元修《辽史》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不仅限于抄撮旧文、敷衍成篇,更是对契丹历史的重构,其间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值得深入剖析。对《世表》《营卫志》所见早期史叙述中的关键榫卯之处加以逐一拆解,可以发现元朝史官的核心工作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其内在逻辑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加以追溯、归纳,将契丹原本多元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单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走出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应当成为辽金史研究开辟新局的必由之路。

契丹捺鉢制度重審--《遼史·營衛志·行營》探源

既往有關契丹捺鉢制度的研究皆以《遼史·營衛志·行營》爲總綱,然而對於該文獻本身的生成過程卻鮮有關注。事實上,這一"權威"文本並非出自遼金舊史,而是元末史官雜糅三種不同來源、不同性質資料的結果:取趙至忠《陰山雜録》爲主體框架,嵌入陳大任《遼史·地理志》所記具體捺鉢地點,再引宋人使遼語録作爲細節填充。如此拼湊而成的二手文獻遠不足以反映有遼一代捺鉢制度之實態,其間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亟待重審與反思。

《辽史》所见辽朝先世“审吉国”考辨

《辽史·太祖纪》卷末赞语开首云:“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①)其中“审吉”一名不见他处,言契丹早期史者对此鲜有论及,似皆未明其所指。检诸前代典籍,知此“审(審)吉”当系“密吉”形近之误。密吉,语出西晋张华《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秽貊,三曰密吉,四曰单(一作箄)于,五曰白屋。”^(②)关于“北方五狄”更早的说法见《尔雅·释地》东汉李巡注:“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

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

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两方面均存在巨大矛盾,其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后,以自身家族史作为民族集团的历史,自然与此前500余年间契丹的实际衍变过程大相径庭。在政治体研究的视野下,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最高权力后总热衷于将本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对于重新审视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

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

随着出土材料的日益丰富以及契丹文字解读的不断推进，考辨契丹家族世系成为近年来辽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其中尤以外戚族系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然而，作为辽朝外戚的重要一支，国舅帐中的所谓国舅别部问题却由于材料匮乏，长期以来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的研究并不企望通过增添新史料这样的“加法”来彻底解开这一难题，而是尝试从史源学的角度对现有材料进行区分、辨析，剔除错误的二手史料，希望这样的“减法”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扫清一些障碍。而循着这样的研究路径，我们也很容易跳出这一具体问题，来进一步探讨与《辽史》相关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史料学以及历史编纂学议题。

再论宋太宗即位大赦诏--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文献学考察

宋太宗即位大赦诏现存两种内容迥异的文本,邓广铭先生最早发现并试图破解这一谜团,然而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笔者发现,宋太宗赦书与周世宗即位大赦诏在内容上高度雷同,这一明显的"抄袭"硬伤应是后来改撰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考索两种文本的史源,对于揭示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真相具有普遍性意义。通过对《宋大诏令集》和《太宗实录》中的诏令文书进行系统比对,可以看出宋代赦书普遍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文献源流系统,其一是诏令系统,其二是官修史书系统。前者保存了赦书原貌,而后者则多有改易。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太宗即位大赦诏,就很可能是修《太宗实录》时重新改撰的文本。

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

元人王士点所著《禁扁》一书中保留了一套以一字简谥指代辽朝皇帝的称谓系统,在现存的历史记载中十分罕见。根据此书卷首《引用书目》,钩稽元修《辽史》中零星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这套称谓系统当出自金陈大任编纂之《辽史》。通过对比同时期其他王朝的谥号制度,全面考察辽代帝王谥号的内容特点及使用情况,本文揭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直接采用汉朝谥法,故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这也正是《禁扁》所见筒谥系统产生的根源所在。

再论《辽史·营卫志》部族门的文本来源与编纂过程

《辽史·营卫志》部族门向来为学界所推重,然其文本来源、编纂过程等基本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该门的主体内容来源于辽人耶律俨所著《皇朝实录·部族志》,但其立论基础和分析思路均须重加检讨。事实上,此门除开首所引旧志序文及太祖二十部、圣宗三十四部等局部内容因袭耶律俨《部族志》旧文外,其余文字皆为元朝史官所新作,本质是为充凑篇幅而形成的急就章。在此过程中,元人不仅杂糅、拼接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更对契丹部族的概念和范围作出重新定义,彻底改变了原本《部族志》的整体面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后人对契丹部族发展史的认知。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

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是一部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总目》稿本。本文的研究表明,此本与上海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所藏《总目》残稿原本属于同一部稿本,皆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修改下限为四十七年七月。将台图残稿与天津图书馆所藏稿本加以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弄清《总目》诸稿本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修纂过程中不同时段的调整、修改幅度,深化对四库学相关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