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

中西交通以来,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知识论亦成为一大问题,其中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知识”概念。若我们暂时悬置目前流行的“反向格义”的诸做法,秉持一种“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在名学即中国知识论的理解架构中,对儒家之“名”三重内涵的深入考察直接关涉儒家知识论的诸多议题。首先,名分义涉及儒家知识的来源,名分作为超越的原则包含了一切儒家的真知识和真观念;其次,名分义可以构成一种名分知识,而先秦儒家对名分知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论等问题均已有所思考和回应;最后,以名分知识为内核的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的关系关乎儒家的现代化,而在这方面,对涉及儒家知识获取方式的名言义和名声义的审查有利于厘清其中的问题。总之,通过“名”的观念重新疏通儒家的知识论,不失为一条可行而合理的研究路径。

在海外发现“新名学”——汉学家论“名”的问题

当代“名学”的研究不能再走以逻辑学为准绳裁度中国传统思想的老路,倘若回到严复和胡适当年设想的以“名”为中国哲学的“方法”的思路,则可以走出一条“新名学”的道路。近年来不少海内外学人正在汇聚到后一条康庄大道上,其中海外汉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们或者从“名”自身的脉络深化问题,或者反思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正名”话语,或者将“名”的问题引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名学”研究的丰富维度。然而,如果进一步将“名”的方法上升理解为中国哲学的“底本”,就会发现海内外的“新名学”未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论魏晋名家思想及价值——以《人物志》为中心

以《人物志》为代表的魏晋名家被历代史家列入名家,并非如牟宗三所谓只是出于“历史的因缘”,而应有其“本质的理由”。魏晋名家“以物观人”与先秦名家“以物观物”同属“以物观之”的知性方法,二者构成了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学派联盟从而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不过,魏晋名家也继承了儒家的知人之学,这不仅表现在对“知人”之课题的承接,还表现在对由儒家的人本主义所生发的鉴识人才的精神和情怀的开拓。因此,魏晋名家是一种融汇了先秦名家和儒家的学术流派,既可以视为一种新名学,又可以看作一种新儒学。

孔子正名思想探源

孔子的"正名"说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发端于前孔子时代人们对于"名"的深入思考。"名"这个观念受到重视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由此,"名"的问题展现为两条进路:一、与名分义相关的政治进路;二、与名声义相关的道德进路,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个过程,就会看到,孔子正名思想不能简单地看做中国古代逻辑学的起源,而应当看作儒家内圣外王之义理规模的发生地。

正名与正义——兼论儒家权利观念的隐没与浮现

就正义的普遍性来讲,“应得”观念可被看作正义的基本论域。追根溯源,由周公所奠定的中国正义论是在解决了何人“应得”天下的问题之后才考虑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问题的,西方的正义论则相反。这种差别决定了权利观念在西方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则始终不突出。就后者而言,儒家正名论及名教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对正名和名教问题的研讨可以发现,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格局,这一格局决定了权利观念何以在儒家思想中隐没不显。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前提是君子与平民二分的观念及现实。因此,当君子与平民二元的构造逐渐演变为公民架构时,儒家正义论也就需要由君子为平民操心演变为一种公民为自身操心的理论格局,这一演变方向意味着权利观念的浮现。

名教的内在理路——由此而论儒家的价值理想如何落实

曾经流行于先秦时代的"名"的话题在汉代以后并未消失,相反,在儒家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后,"名"的问题就获得了名教的形式,从而成为先秦以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之一。实际上,儒家的价值理想正是通过名教来落实的。通过探讨名教的内在理路,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大致出现了两种名教模型,两汉名教考虑到"民"的一面,却对"士"的一面有所忽略,宋明名教强调了"士"的一面,却于"民"的一面有所欠缺。只有隋唐时代三教融合背景下的短暂共识兼顾了这两个方面,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瓦解了。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当社会结构已经由"士""民"二分的局面变为公民社会的格局之后,儒家价值理想的落实也要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公德与私德的关系问题。这是对古代儒家的核心价值进行现代转化的一个大致方向。

《论语》正名章疏解

孔子正名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是《论语》正名章,对于此章文义的疏解应当建立在对文本语境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文本语境的分析提示我们,正名一方面是孔子精心构思的儒家为政之本,另一方面则具有双重内涵。质言之,正名问题直接关涉政权合法性问题,而正名的双重内涵实际上是两种通过立信而建立政权合法性的方式。这两重内涵,一种是对名分的外延的严格限定,一种是对名分的内容的克己践行。孔子对正名两重内涵的兼重表明儒家处理政权变化问题时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存在一种张力。

“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略论儒家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儒家政治能否现代化取决于一个问题:"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对此,人们从正反两个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么,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我们回归原始儒家就会发现,道德与政治虽有联系,也分别有其独立的自性,因此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内圣"既没有生发"外王",也没有遮蔽"外王",而是成全了"外王"。既然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策略,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策略调整的问题,亦即将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为道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在仁的统摄下,道德与政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从慎独的诠释看儒学的当代困境——以《五行》和《大学》为中心

慎独与儒家的时代命运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对慎独思想的分析来窥探儒学当代困境的原因。慎独的诠释史告诉人们,儒学思想的当代困境有其思想被误读的原因,但丢失了原始儒学丰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以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为中心

在近代中西思想汇通的过程中,孔子"正名说"像一个孔道,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思想借助着这一孔道深入地浸入中国思想中。在此情况下,柏拉图主义的孔子正名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影响非常深远。但是,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也遗传性地带来了西方思想的毛病,亦即不能完全解决知行合一的问题。所以,对孔子正名思想研究来说,超越柏拉图主义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为此,彻底抛弃感性与理性二分的柏拉图主义的义理结构,回到儒家式的名实相依的义理结构去,才是一条康庄大道。

简、帛《五行》研究述要

荀子关于思孟"五行"的问题是一个千古之谜。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但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文献不足的问题。帛书《五行》的出土重新激活了这个问题,信古派的学者试图以此重建一种思孟学派的历史,但是疑古派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势均力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竹简《五行》出土了,这让信古一派大受鼓舞,也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深入关注这个问题。简、帛《五行》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研究来说有某种标本的意义。

《五行》体现的三个问题意识

简、帛《五行》经文是一篇特殊而重要的出土文献。前人较多关注其文字和思想史意义,那么它的哲学和哲学史意义体现在何处?本文抓住《五行》所体现的三个突出的问题意识进行分析,认为在这三点上,《五行》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反省。

荀子名学的再审视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荀子《正名》篇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史的谱系之中。这种研究范式固然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但同时也遮蔽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荀子并非只关注"名"的理论旨趣;其二,荀子所说的"名"并不等价于"概念"。为了正面回应这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对荀子所阐述的两种"名"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从而说明了为何在荀子这里,事实域可以自然地推出价值域。另一方面,我们对"名"的理论旨趣,亦即"名约"的理论进行了分疏,进而通过对荀子的名学认识论和康德的概念认识论的比较,说明了两种认识论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概念"与"名"分别代表了"本质定义"与"约定之理"两种不同的真理观,从而在两种认识论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当“天”失去德性之后——荀子天论思想探微

荀子将"天"理解为客观性,从而抛弃了"天"的德性义。我们应该关注荀子这一思想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意识。以孟子为背景,荀子以一种"大清明"的思维方式将德性的根源从天那里下放到了人本身,从而开创了一种德性客观化的道路。但是怎样将荀子关于德性的思考注入到孟子良心本心式的对人的独特领会方式中才是问题的关键。

简、帛《五行》经文校比及思想缕析

比较简、帛经文的主要差异可以发现,简本异于帛本之处往往有其深刻用意,而帛本却总是对这些用意不加注意并试图做某种改动。简、帛思想的差异表现在:简本并重"德之行"与"行",帛本却偏重"德之行";简本对仁义礼智圣的不同特点有深刻认识,帛本则有意抹杀这些差别。比较之后还能看到,从简本《五行》《中庸》之诚明思想到帛本《五行》和《孟子》,思想的简洁和力度逐渐增加了,丰富性却丧失了。

在物化之后寻找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解读

青年卢卡奇创造性地提出了物化的概念,这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十分相像。不过,卢卡奇的物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批评,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则看到了辩证性的一面。卢卡奇认为克服物化的方法是总体性,而总体性的执行者是无产阶级,但这种思想却有使无产阶级物化的危险。今天,克服物化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前提下,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姿态来理解总体性,从而寻找人本身。

孔子正名说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考论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时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陈伯达和毛泽东等人就已经确立了研究孔子正名思想的范式,提出孔子思想在政治上是正封建秩序之名的保守主义,在哲学上是以名为第一性的唯心论。这一范式的影响非常大,从建国后一直到90年代都不乏因袭者。然而,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孔子正名所特有的儒家文化内涵,从而对传统的理解范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又与当代新儒家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通过名而思——契入儒家形上学的一种可能

近代以来,在中国哲学家建构的两种主要的形上学模型——道德形上学与具体形上学中,存在概念都占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然而,作为一种西方哲学的底本,存在能否呈现中国哲学的特质始终都是一个问题.这个困境将我们引向一种可能:中国哲学中是否也能找到某种底本?窃以为答案是肯定的,那便是名.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名来重新思考和阐发中国哲学的问题.为了证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我们以儒家形上学为例,提出三个具有儒家特色的哲学问题:名何以把握实?人为何遵循名?我如何看待名?通过思考和回答这三个问题,一种新的儒家形上学的规模已经略有呈现.

孔子礼的三重功用

学界一般认为,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思想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仁发明斯道,从而为礼乐找到了一种内在根据。其实,这只是孔子创新思想内圣的一面,就外王一面来讲,孔子还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追随前人,对礼乐的要义进行了重新探讨;二是顺应时代,为礼乐精神的落实找到了士君子的肉身作为载体。孔子意识到,礼乐的积极意义若想在现实中得以落实,必须培养和塑造一批礼乐精神的主宰者和维护者——士君子。经过孔子的开创及后儒的努力,儒家创造了一种政治新模式,而这种政治新模式之所以能相对良好地运行,在于作为道统的士君子阶层不断斡旋于政统与平民之间,使三者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由此,孔子的礼就生发出三重新的功用:治理国家、监督公权和导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