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成渝文化圈的“双城”结构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的提出,以城市为主体的区域建构理念,为理解成渝文化关系打开了新视野。使用“成渝文化圈”的说法,意在突破“巴蜀文化”对于成渝文化关系的理解范式,突出现代以来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客观事实,增进学界对于现代区域文化的理解。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机构的内迁,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大后方”在文化关系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巴-蜀结构,而是依据抗战战略建构的两个文化中心,初步奠定了成渝“双城”结构的基础。随着大后方文化的繁荣,成渝作家群体基于不同生存经验和现实境遇的文艺创作,进一步深化了成渝“双城”结构的文化记忆,它不仅体现在文艺的内容和审美层面,也表现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想象。对抗战时期成渝文化圈“双城”结构的分析,不仅可以深化对于“大后方文艺”内在结构的认知,对于当下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新型区域文化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民族音乐旅行纪录片的叙事创新与乡村美学重建

近年来,媒介融合发展促使中国传统美学有了新的表达形式,一批融合了民族音乐与旅行元素的纪实影像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踏歌行》《边走边唱》《中国这么美》《千里江山万里歌》等优秀的民族音乐旅行纪录作品,通过“乐旅融合”的内容创新、综艺化与纪实化的类型结合将音乐展演搬离演播舞台,以音乐与旅行探索丰富多维的民族文化,建构了一种“音乐—乡土—民族(民俗)文化”的新兴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有效地将民族文化不断整体化、具象化与立体化。此外,以乡村旅游为内容、音乐交流为特征的民族音乐旅行类纪录片赋予音乐以独特的乡土风情与民族气息,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激起观众对乡土发展的关心与乡土旅游的兴趣。而乡土文化也在乡土旅游的音乐演奏中重新焕发活力,在音乐中实现文化的融合与民族的交流。两者相互赋意,重建乡村美学的同时又以其独特方式响应着乡村振兴战略。

多重地方经验的接续与何其芳的成渝想象——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具有京派作家、川籍作家与延安作家这三重身份,并以多重地方经验建构成渝形象。他首先以京派情愫加工故乡万县,创造真实记忆与幻想糅合的梦景,"梦"醒后,何其芳介入现实,又以莱阳体验重新编码"真实",改写故乡图景。抗战时期,成渝体验促使何其芳孤独感深化,随后在延安转向政治化的写作。延安作为新国家的实践空间具有评估成都与重庆的权力,评判模式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成渝两地在何其芳的新一轮书写中从"我城"变为"他城"。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由此不仅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还能进一步发现现代性转换与民族国家观念塑形下的战时中国。

大后方城市体验中的北平想象

全面抗战以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大后方,大后方城市进入文学视野中。具有北平经历的知识分子在成都、昆明与重庆的城市描摹中想象北平,北平与大后方城市进行双向互动。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城市想象在现代都市与乡村城市、战时国都与旧时故都的双重对照下形成两副面孔,北平、重庆、昆明与成都互为榜样,以此折射出多样的城市文化与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心理。

多重场域中的族群观念变迁——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中的四川民众为考察中心

清末民初,中华民众处于多重族群缠绕的复杂语境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下,民众产生不同的族群观念,以国家名义适应社会潮流。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精准复现了四川民众的族群观念变迁。四川民众首先以族群区隔的既定视角判断西方,并以此推论宗教与文化;进而又对“同文同种”的日本进行族群认同,以日本为榜样和中介进行维新;同时,中华民族内部产生族群分野,汉人排满以革命,而满人又通过生产、强化或重构历史记忆向汉人进行族群认同。四川民众的族群观念变迁在巴蜀文化的催化下具有情绪化、肤浅化的特征,促使族群观念与民族国家前景追求产生貌合神离的尴尬与困境。

时空转移、理念嬗变与众说纷纭的章太炎——以鲁迅、周作人的言说为中心

章太炎逝世后,"革命元勋"与"国学泰斗"是众人赋予他的双重身份,也是追忆他的主要主题,章太炎由"复古文人"被转型为"民族英雄"。而鲁迅与周作人的祭文却另构话语,周氏兄弟想象的章太炎同中有异,他们都将"国学泰斗"换形为退居书斋的"宁静学者",又对国学、学者作出互相对立的看法。两人行文策略与内在文化理念既是1920年代"五四"逻辑的余韵,又有新语境的加工。章太炎多样面孔的生成及其演变源于时间与空间、群体与个体、主体与对象的多维叠加。在扩大章太炎被遮盖的声音时,既要去"文学史化"、去"鲁迅化",又不能走向"章太炎化"。

成都公共空间的战时演变与文化塑形——以春熙路、皇城坝与少城公园为中心

战时成都的公共空间具有丰富的战时文化特征。春熙路既象征现代的繁荣又衍生了资本的奢靡而不利于抗战,形象出现困境;皇城坝具有贫民窟与革命场的两副面孔,与春熙路形成双重镜像对照,知识分子对两者的比较体现战时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少城公园则将本土文化与抗战文化巧妙融合,既是休闲胜地又是抗战广场,作为城市的缩影,体现了战时成都的社会百相。公共空间的战时演变与文化塑形,为想象城市提供了多样角度与有效方法。

思想蜕变的最后一步:老舍访美的前奏、正调与余韵

老舍受邀赴美,是美国以文化交流为粉饰的一场政治外交,也是老舍欲以文化介入时代语境、谋求建国出路的一种策略选择,赴美的前奏生发出双向的错位与罅隙。在美国期间,政治与文艺的双重失落促使老舍更新想象新中国的理路,走向社会主义阵营。前奏与正调的曲折构型了其余韵的悠长。回国后,老舍想象的图景与新社会现象进行完美对接,以新理念创作新文艺,并在新中国体验中重构美、苏、中的政府和人民关系图,从而完成了他既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人民艺术家”转型之路。

战时中国游记中民族意识的多维表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迁渝,大量人口内迁,促使游记书写勃兴,而抗战语境则造成游记书写的战时化。日寇侵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同遭遇与处境下的作家从不同维度将民族意识嵌入游记书写中,形成民族怨恨抒发、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精神重塑的多维表达。三者缘抗战而生,又合力服务抗战,契合"抗战的文艺"的叙事主题。

“地方”的力度与限度:论李劼人《天魔舞》

"地方"作为背景、场景、方法与对象影响着李劼人的叙事手法与文化理念。《天魔舞》既以描写大后方黑暗生活为主旨,又同时塑形"成都模式",显现"地方"的力度。李劼人在方志意识与龙门阵叙事的引导下进行历史回溯,构型时空同构表征人物的新图式;地方经验与地方情感建构多声部的平等对话与想象重庆的新角度。然而"地方"也是限度,促使李劼人难以把握叙事手法与审美格调、文化理念与战时主题的平衡,《天魔舞》成为槛花笼鹤。

创造社的“奥伏赫变”:一个理论术语与一场主体革命的发生

“Aufheben”本是黑格尔重塑世界整体、建构绝对精神的哲学术语,最早译为“扬弃”,1928年经由创造社改造与音译为“奥伏赫变”以指涉革命并随即受到鲁迅、韩侍桁与梁实秋等人的专门批判。翻译问题背后涉及的是革命问题,创造社对“奥伏赫变”的创造与辩护本质上既源于其文字所包含的陌生化冲击与理论化形象,又源于其能彰显创造社的革命创造与革命功绩,这是创造社以情感发动理论批判、证明革命地位的方式。由此,创造社不断宣扬的“奥伏赫变”路径实际上成为一场情感焦虑下急于证明的主体革命,出现表面“唯物”实际“唯心”、表面“否定”实际“肯定”的矛盾与错位。总之,“奥伏赫变”是经验与体验交织的产物,既反映着在特定阶段知识分子与革命、文学的特定关系,也预示了知识分子主体革命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