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历史意识塑造权之争——1980年代的联邦德国政党关于历史政策的争论

联邦德国在1980年代围绕历史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基民盟/基社盟领导的联合政府提出了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政策,遭到了社民党的强烈反对。前者强调要重建民族认同,后者则坚持对民族历史作批判性阐释。双方在审视纳粹历史、建造国家博物馆、纪念二战结束等众多问题上意见分歧、针锋相对。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在历史政策领域的对峙,其本质是对集体历史意识塑造权的争夺,并且反映出这一时期左右翼在不同领域的力量优势。

“克服过去”:联邦德国如何重塑历史政治意识

如何面对和克服纳粹历史,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意识塑造的核心问题。1950年代,阿登纳政府推行排斥纳粹历史和整合纳粹人员并行的双重策略。1960年代,在反犹主义讨论、纳粹审讯、纳粹罪行追诉时效讨论和学生运动的推动下,联邦德国踏上了公开讨论纳粹历史的道路。1970年代,社民党政府通过追溯纳粹主义的历史渊源,塑造了联邦德国全新的历史政治意识。1980年代,保守主义试图推动纳粹历史之"正常化",却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激烈反对。联邦德国克服过去的经验证明,只有大规模的公开争论,才是与纳粹历史交锋的利器。

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二战一结束,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以及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和"集体罪责"的指责,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和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的推动下,德国人开始从自身历史中寻找受害的根源,这种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基民盟/基社盟保守主义的历史政策将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比特堡事件中,出现了以塑造德国人自我认同为目标的"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新的复苏和膨胀,涌现出大量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在这种控诉式的记忆呈现模式中,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逐渐呈现"攻击性",隐含着与犹太人的受害者话语竞争的趋势。德国人本身的二战创伤记忆自有其合法性和意义,不应将其妖魔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在公共领域深入讨论它,批判而不是否定地看待它,并且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进一步将其欧洲化。

历史社会科学: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

致力于批判社会史研究的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个迅速崛起的过程。比勒费尔德大学作为组织中心,为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机构空间和体制土壤。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社会合作伙伴,为学派著述的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便捷渠道。《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和《历史与社会》杂志作为思想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学派的人员凝聚、成果交流和理论传播。凭借这一时期掌握的体制性和社会性资源,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了学术交往网络,积累了学术资本,拥有了学科话语权,并且赢得了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它的成功表明,机构设置、学术出版和专业期刊等外在因素在史学流派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1986--1987年，联邦德国就纳粹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是否独一无二以及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等问题，发生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争”。这一争论的爆发和推进是联邦德国历史学学科内外复杂语境作用的结果。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第一，联邦德国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围绕新的历史政策展开的讨论；第二，历史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竞争；第三，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代历史学家在学科和职业的自我认知上的共性与分歧；第四，大众新闻媒体作为活跃的争论平台的介入。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争论的中心议题、发展轨迹、阵营形成和论战氛围。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学家的个体性与职业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史学争论的学术性与策略性构成了一个紧密交织的整体。

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

二战后联邦德国爆发了若干大规模的史学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家勇于争论、更善于争论的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史学争论在新的媒体社会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试图在对争论的特点进行说明的基础上,以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争论为代表,勾勒史学争论从学术论争到公共论战的路径演变,分析德国历史科学与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关系,并且从历史学家就此受到的挑战及其应对中有所感悟。

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

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人际网络。其次,史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形成过程。再次,对"学术"、"专业"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的学科史路径导致了对公众史学、史学机构之结构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研究。最后,对史学研究之现实性的重视将目光导向了史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与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晚近的德国史学史进行了多元化的批判反思,力求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

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波荡与回响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遗产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理解与形象塑造也大相径庭。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分裂的东西德到再统一的德国:政权的频繁更迭与全面对峙,虽然在某些阶段为马克思史学拓展了生存空间,但在更多时候带来的却是敌视与压制。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至今未能孕育出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E.P.汤普森(E.P.Thompson)或者阿贝尔·索布尔(Albert Soboul)那样声名显赫的代言人。可是,若要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德国史学而言无足轻重的话,则低估了其作为思维工具和历史语言的形塑力。德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种接触,无论是将后者视为边缘者还是引领者、对话者还是竞争者,都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德国史学的面貌与进程。

先生之风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每每听到这句诗,总禁不住想到在我身边的几位先生,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面对凄怆,仍特立独行,以独立的精神操守和真诚的赤子情怀将真理与人格的双重圣火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他,姓冯,教我历史。他是个有着鲜明的秉性的老师,没有千人一面的平庸,却有万人同具的风骨。听他的课。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全球思想史再思考

最近十年来,西方的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场“全球转向”,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而言,全球思想史倡导跨语境和跨国家的研究路径,主张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考察思想或观念的全球流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思想的互动、碰撞、迁移、纠缠等现象。全球思想史不仅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当前全球化进程遭受危机、国家间交往暂遇挫折的时期,它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国家间思想的交流与互动,将为在此基础上展开平等有效的文明对话奠定基础。有鉴于此,本刊邀请五位学者,分别从文化迁移、全球思想史的文本和语境、全球18世纪的状况和德国思想史的研究脉络等角度,对全球思想史进行探讨和思考,以期推动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国的发展。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历史学之科学化”是西方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德国史学之发展,与其说是经历了非科学向科学、前现代向现代之转型,毋宁说是在对历史知识之特性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建构性的高扬与回落早在18世纪晚期,德国历史学家就认识到:历史书写者在空间、时间和生活世界的立场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的建构者。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件”,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