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价格调控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畸高的房价已大大超出普通群众的消费水平。政府不断出台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力度平抑房价。与此同时，却有人异议甚至反对调控，他们认为政府利用政策干预房价只能满足短期目标，而这种行政手段违背市场规律，从长远来讲对市场经济有弊无利。那么，在目前房价过高的局势下，政府该不该调控、能不能调控、如何调控？笔者拟从法学角度探讨上述问题，以期对恢复理性房价有所裨益。

商品房“限购”政策的局限和出路

为了平抑房价,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以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房为本质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房价未出现明显回落。究其原因,在于"限购"政策自身存在局限。破解"限购"局限的关键在于"限价"与"限购"并行,即政府在对消费者执行"限购"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对房产开发商的定价行为进行约束。根据目前我国商品房市场的实际情况,政府可采取直接限定商品房利润率的方法进行"限价"。

论社会组织治理中的法律人格设置——以宗教组织的法人资格为例

社会组织的二分法管理是一种局部改良的治理方式,并不适合宗教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人格设置和授予,是社会组织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实现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以宗教组织为例,它们在传统单位体制下无所谓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在改革开放后可以成为法人或社会团体,但仍然是一个法律人格虚化的类政府机构,这不利于其自我发展并参与社会的自我治理。未来民法典对宗教组织等社会组织之法律人格的设置,关系到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选择。

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识的进程也逐步推进。虽然继受西方先进法治国家的观念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法制建设步伐，但“外来”的西方法治终究不能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还是要以从我们民族特有的传统观念与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本土法学话语体系为基本框架。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弱势局面，提出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对打造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理论寄予厚望。

经济适用房何去何从?

自1998年起，我国深化了城镇住房改革，经济适用房建设也随之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构建

老年群体已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老年人监护制度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我国《民法通则》中的监护制度没有体现老年人监护的特殊性,不足以解决老年人监护问题。对此,我国可以借鉴老年人监护制度完备国家的立法体系,通过扩大监护对象及监护人的范围、引入意定监护、利用公权力保障监护实施等途径,构建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

正当程序视域下大学章程修订的反思与完善:基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章程分析

大学章程修订程序的规范程度,决定了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认同并发挥实效,以适应高校新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章程修订程序主要存在动议主体非多元化、角色分配非独立化以及程序设置非合理化的困境。依据正当程序的价值要求,可以通过完善章程修订的动议主体来契合高校利益相关者高度分化的现实前提,通过区分主体的参与权能来促进章程对不同主体的权利保障,并通过规范修订过程的审查机制来实现修订内容的理性输出。

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行政权力的延伸抑或自主立法?

国家力推大学章程建设,期望以此撬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但大学自身缺乏制定章程的内在动力,致使章程存在诸多缺陷而难以担负起作为治校依据的重任。追根溯源,这与我国大学章程法律性质的定位失准有关。受制于我国传统的行政权力观,有一种误解认为,由于大学属于"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主体,并且大学章程的生效依赖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因此大学章程是行政权力的延伸,与大学自主权关联不大。实际上,大学章程作为大学治校的依据,是一种自主立法。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功能体系侧重于客观价值秩序的维护,由行政权力推动大学章程建设,实则是国家主导高等教育领域的法治建设,这并没有改变大学自主制定章程的法律性质。不过,行政权力如何在维护基本权利的同时避免侵害大学自主权,也是值得反思的。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叙事:规范阐释与实现路径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自身逻辑与外部环境影响其发展模式和路径,高等教育与国家的精神关联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互动。基于宪法视角,阐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内蕴、实质价值和规范结构,确立高等教育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阐明高等教育“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动态调适机制。通过宪法成因剖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难题,从高等教育实质精神的制度融合、高等教育公平需求的制度回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三方面,提出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美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变迁——以大学章程的发展史为视角

特许状是美国大学章程的最初表现形式,在赋予大学自治权的同时,无法让大学摆脱政治或宗教权威的干涉.为了避免政府对高校的不当介入,联邦最高法院于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案"中将特许状定性为宪法保护的契约,作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法定界限.随着特许状的式微和大学法人地位的确立,大学章程逐渐发展为包括设立规范、校内规范等在内的复合型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既能够保障政府与大学的界限,又能够使大学在合法的轨道上自主运行.

高等教育现代化视域下大学章程的功能定位

大学章程是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它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高校治理的效度和力度,以适应高校新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面对大学章程同质化现象,“依章程而治”的现代大学制度一定不能仅仅停留于形式层面,必须从凝聚价值共识、提升制度效能出发,建构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基本任务的高校治理机制,营造尊重学术规律的知识创新环境,形成校内职能部门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的法治思维。

德国高等教育法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规范及启示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决定了校内权限的分配与运行方式,其合理程度系关大学整体竞争力。德国政府主要依据高等教育法来调整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为了避免法律不当干预大学自治,一方面,高等教育法明确大学的法人地位,以此划定政府与大学的制度边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法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以确保法律的结构性规定有利于高校践行基本权利。以德国经验为鉴,我国应明确高校法律地位的公法意义,确保大学章程对校内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并通过备案审查制度监督教育类法律文件的合法性,以提升高校内部治理的效能。

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与路径——“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遵循法治思维。唯此,才能把社会治理纳入有序的轨道,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制度化。为建构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达成地方治理创新和法治社会实现的双重目标,2015年11月15日,由浙江省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广东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利益平衡——基于我国台湾地区经验的反思及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立大学在法律上是行政机关,在学理上是公共营造物,但这两种定位均与学者倡导的大学自治有所冲突。20世纪90年代末,支持大学自治者以德国经验为镜,自发地提出了公法人化的主张,要求'大学法'赋予公立大学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他们认为此举一来能够摆脱行政机关对大学事务的不当干涉,二来能够破除特别权力关系说在学校内部关系上的残留。然而,行政机关仅在'减轻政府财政困难'的基础上同意公立大学公法人化,并参照日本的相关制度,于2003年的'大学法'修正草案中提出了以提升绩效和行政减量为目标的行政法人制度。政府欲通过董事会以及补助契约的相关规定,实现财政减负及学术高产的双赢局面,但以失败告终。台湾地区的公立大学改制的实践表明,仅支持一方主张的'一边倒'方案并不可取。大学自主权与社会干预皆具合理性,大学的法人化治理在于平衡各方利益。

家庭法中的家庭角色变迁——以国家整合为视角

家庭法是中国法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有研究未能正确认识个体、家庭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故未能就其变迁提供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便是一以贯之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试图依靠家庭法的政治化运作,从家庭入手改造个体,实现同质国家。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市场经济促使法律中的家庭成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角色。与此同时,经济理性对家庭伦理的削弱,也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共识虚无的困境。后来法治国家的建设促成了依宪整合的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宪法价值共识。在宪法精神的引领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构建了作为公民美德教化者的家庭角色,多维度促进了价值凝聚力,回应了新时代国家整合的价值需求。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规范阐释

规范解释是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及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宪法的解释方法应当能够直面国家自身的精神性与国家生活的动态性。因此,在阐释有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规范之时,便不得孤立地理解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各个细节,而应当将序言和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职权等宪法规范置于国家整合的整体视野之下加以剖析。

学位法的制度创新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面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迫切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应运而生,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踏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总体而言,学位法在巩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成效的基础上,在保障学位质量、鼓励分类发展、解决学位争议等关键领域作出了突破性革新,为学位法律关系的清晰界定与学位授予流程的规范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