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环境司法功能抽绎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为司法专门化理念、衡平性司法理念、预防性司法理念、判决优先理念等环境司法理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制度设计来看,《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的大量管制性条款为环境司法的运行提供了准据法依据,其中诸多条款构成了环境司法的特有制度支持系统和环境司法运行的合理期待。从环境法治效果角度考量,建立超越《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联动机制将是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环境行政约谈检视

通过对典型被约谈城市的效果考察以及约谈演变趋势的分析,可得出约谈即时效果明显以及约谈数量、范围扩大等结论。环境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是告诫、提示、督促,其发挥着弥补"环境保护部门→同级地方政府"环境行政横向对抗不足、促成政府环境问责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效用。通过对相关条文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环境行政约谈存在常态化、适用范围与对象的泛化等弊病,其未来发展方向应当是推进约谈公开以及健全环境行政约谈后的再监督等。

我国建立环境仲裁法律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

环境仲裁作为解决环境纠纷的非诉方式,较之环境诉讼具有不同的特征。环境仲裁的建立有利于法的正义、秩序、效率价值的实现,最为重要的是,其不违背《仲裁法》的规定。在国外,环境仲裁运用比较典型的有墨西哥和巴西的民间仲裁模式,及日本和韩国的行政仲裁模式,两种模式各具特色。我国环境仲裁的突出特征以1994年《仲裁法》为分水岭,由环境行政仲裁向环境民间仲裁蜕变。结合国外环境仲裁实践分析可知,我国环境仲裁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行政权侵蚀仲裁权及司法权干涉仲裁权两大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环境仲裁的发展,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合理构建,如修订《仲裁法》,将环境纠纷明确纳入其仲裁范围;形成专业性强的仲裁委员会;选择地域管辖;加强法院对环境仲裁的监督与支持等。

环境权入宪之冷思考

对环境权入宪进行思考,需要对环境权入宪提出的缘由进行分析,对生态危机的回应、对域外经验的借鉴等是提出环境权入宪的主要原因;理论研究的自身桎梏以及域外经验的择取困境是我国环境权难以入宪的重要原因;就目前而言,我国环境权的保障应该着重从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路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