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潜力--以德国的庐隐、萧红、郁达夫研究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自传体的问题,曾受到德国汉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看似自明的“问题”在德国语境中生成,有赖于一系列系统条件。自传是西方自我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承担着主体塑造的功能。生命哲学的历史化立场,打破了人格意识永恒不变的幻觉。思想史家鲍吾刚对中国自传史的梳理,意味着从整体上承认中国人的自我和个体性。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则通过分析庐隐、萧红、郁达夫等的自传文本,更细腻地对中国作家的自我结构进行加工。系统中多个层面接力合作,将中国文学符号推入自传体的主体性轨道,借此,西方得以通过“自我”媒介和中国展开理性对话,域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

四川盆地抗CO_(2)污染高密度水基钻井液

随着勘探领域的日益扩大,四川盆地下川东地区、蓬莱、高石梯、磨溪等酸性气田高密度水基钻井液受CO_(2)污染问题日趋凸显,造成钻井液流变性能失控,增大了钻井过程中卡钻、井漏等钻井井下故障及复杂情况的风险。通过CO_(2)污染钻井液机理分析、抗污染处理剂优选及体系优化,形成了一套抗CO_(2)污染的高密度钻井液体系。研究结果证实:(1) CO_(2)污染水基钻井液轻度污染时黏土颗粒从粗分散转变为细分散,水化分散能力增强,而严重污染时CO_(3)^(2-)、HCO_(3)^(-)压缩双电层,钻井液胶体稳定性变差,体系性能急剧恶化;(2)基于抗污染处理剂优选,集成抗盐土、复合抑制、拓宽固相容量限研发的抗CO_(2)污染高密度水基钻井液体系在高浓度CO_(2)、CO_(3)^(2-)、HCO_(3)^(-)污染下,性能稳定、抗污染能力强。在四川盆地高XX井现场试验中,在遭遇井底CO_(2)污染时性能全程保持稳定,与同区块邻井相比平均机械钻速提高5.6%~23.8%,钻井液处理方量降低64%以上。

食品包装设计中引入民族元素的价值探讨

包装在现代食品市场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不仅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和延长保质期的工具,更是品牌传递价值观和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媒介。然而市场中部分食品包装设计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缺乏品牌文化意识、忽视地域民族文化内涵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将民族元素融入食品包装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提升包装的吸引力和附加值,还能更好地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对于德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影响,这里的影响绝不仅体现在他的个别观点著作被引用借鉴上,而是一种话语方式和历史观在作为一种精神立场发生作用,由于这种立场本身的鲜明性和意识形态锋芒,在当时的德国汉学界招徕了众多的支持者和论战对手,也就是说在吸引和滋养着不同形式不同方向的话语群落,并以这种形式帮助筑就了德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学黄金时代。

爱情作为交流媒介:卢曼的爱情现象学

卢曼的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其社会理论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与社会由阶层分化向功能分化的结构性变迁有关。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也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诗学与系统性

文学理论操作的基础,是出自非文学范畴的理论能够转化为文学理论。与此相应,当代艺术创作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一些不具备美的形式的寻常物被转化为艺术物,如"现成品"或"语言诗",并由此催生了一种反美学。由此角度切入,本文反思了文学理论和艺术价值的生产机制,认为导致转化的关键是诗学的系统生产功能,而这一超越了主体创造意志的系统生产构成了诗学制作的本义。由此,本文重新界定了诗学概念的内涵,强调了诗学创造和系统生产的内在关联,并且证明,这一修正不仅符合现代先锋艺术的精神,也和柏拉图的古老定义相一致。

“诗学”和先锋精神:模糊性的理论价值

从语用学角度来探讨比较文学学者惯用的"诗学"概念的系统功能。作者认为,"诗学"是一个旨在整合的模糊性概念,它在当代中西方理论场的流行都和返本的愿望有关,然而返本也是再出发的先锋主义姿态。西方批评家欲借它来约束理论想像的极度多元性,给极度复杂的当代符号游戏一个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学者使用这一概念,除了维护文学的本体地位,还希望利用它所蕴含的语义张力,促进中西文化要素的有效融合,并以诗学的创造精神开辟中国独有的文化之路。两种先锋姿态,都揭示了古老的"诗学"概念在当代的真实内涵。

中国符号与荣格的整体性心理学——以荣格的两个“中国”文本为例

荣格对于道教和《易经》的兴趣,体现了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一种潜在趋势,即由孤立的个体分析转向宇宙性关切。本文通过细读荣格的两个重要文本,阐明荣格如何将中国精神融入心理学,以激发新的意识形式的过程。而在"道"、"金花"、"阴阳"等象征物或《易经》卦象中,他也经历了自身的无意识的意识化,自我在中国符号导引下得以超越传统的西方概念框架,在和新的当下世界形势的协调中,领悟整体性之大道。

上海犹太流亡杂志《论坛》中的文学文本与文化身份建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曾创办了大量的报刊,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例。这些报刊通过讨论交流将移民凝聚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有意识地或在无形中塑造移民的文化自立意识,以补偿由纳粹迫害带来的身份丧失。文章从符号运动的角度,通过具体分析德文杂志《论坛》上发表的文学文本及其中的符号间相互指涉,揭示这种文化身份建构的一些重要侧面,从而为理解上海犹太难民在流散处境中展示的精神努力提供参照。

鲁迅形象在德国的最初建构--以两部早期的鲁迅博士论文为例

王澄如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和拉斯特的《鲁迅——诗人和偶像》是在德国出版的最早两部鲁迅博士论文。这两部论文所开启的政治视角,所奠定的鲁迅和革命的关系的问题域,帮助塑造了一个政治化的鲁迅符码,对后来的西方研究者具有潜在的影响。介绍这两部论文并加以剖析,有助于重现德国的早期鲁迅接受的历史语境。

世界文学家孔子:德国文学史系统的孔子塑造

孔子在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系统中担任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既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这就证明.外来符号在西方知识系统内的功能、属性决定于系统运作的结构性需要。孔子作为中国精神的代码,在精神哲学的世界文学框架内,自然可以从宗教、道德哲学家转换为世界文学家,代表一种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浑然不分的“自然文学”。这一格局不仅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国文学认知,也长期左右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但是,随着文学逐渐摆脱精神范畴而成为以作品、文本为导向的自治系统,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文学家地位也日益动摇,《春秋》作者问题的困扰就是一个明显征象。

中国空间的符号学意义

后现代的虚无主义伦理,实为传统解释学面对当代仿像世界的昏眩,这导致了对于新的符号处理手段的需要。符号学作为西方实证科学的重要堡垒,能否和中国思想携手,从而实现一种二度化的符号学,对愈演愈烈的世界性虚无局面加以重新整理呢?如有可能,这必然发生于两大前提之下:首先,符号学在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中,重新忆起它一度拥有的先锋精神,意识到向其他知识系统开放的紧迫性;其次,中国理念走出传统的朦胧,从一个无法表述自身的仅代表神秘禁区的中国魔匣,变成既具有浑融的宇宙格局,也可以符号学手段作分层剖析的理路清晰的多维空间,将自身特有的符号学品格展示于世人。

民主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系统论视角

民主德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成绩,但民主德国的中国学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系统,而是学术计划经济乃至政治系统的一部分。汉学家从系统接受的任务是,以“科学的”手段加工中国文学信息,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将中国文学符号纳入规定秩序,从而实现一种专门的世界文学规划。这在德国的中国文学接受史和汉学系统演化史上构成了一个独特阶段,体现了民主德国时期整个文学交流系统的功能性去差异化的特征。可即便如此,民主德国汉学和整个德国汉学传统仍然有着某些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

卫礼贤的柏拉图批判——“致中和”作为世界治理策略

卫礼贤的中国经典阐释中经常出现对柏拉图的影射,其理念说成了他理解"象"的重要桥梁。但在另一方面,他视柏拉图为西方文化静止的时空观的源头,认为理念/现实的区分破坏了生活的先验统一,导致了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内在分裂。卫礼贤的柏拉图批判因此集中体现了他的西方文化批判观,他由此加入了尼采所开启的反形而上学潮流。但他并未像尼采那样去直接颠倒柏拉图的二元结构,而是以孔、老、《易经》、歌德等中西经典符码和柏拉图交融互参,在"致中和"的语义调配中实现对西方文化的修正,为世界交流系统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框架策略。

作为后理论实践的诗学——编选《西方现代诗学选读》引起的思考

本文从诗学和理论的范畴区分出发,质疑长期以来通行的西方文学理论选编的基本构想。第一部分重点以美国学者亚当斯和瑟尔的《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为例,分析理论选本的意识形态性。第二部分尝试总结西方现代诗学演化的基本线索,提出西方现代诗学和古典诗学的区分在于系统内视角和系统外视角的不同,而浪漫派构成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出发点。这种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理解诗学的做法,也是实现理论向诗学范畴转换的尝试。本文认为,理论和诗学的区分并无外在标准,倘若能在选本中成功地呈现诗学的内在节奏,功能性的理论也将转化为诗学系统的一部分,就有可能成就一部名副其实的西方诗学选编。

外国文学研究的元方法论——一个系统论视角

由卢曼的系统论视角,可以考察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系统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运作。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方法、理论、超理论。从超理论层面来统观,外国文学研究的交流过程被理解为退出/进入和异域/自我的双重循环,这种循环交替构成了一般主客认识的基础和一般方法论的元方法论。在此理论框架内,试图解决困扰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1."失语症"命题;2.反对理论;3.翻译研究的定位;4.问题意识;5.中国文化立场。最后,提出连接卢曼系统论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可能性,并且揭示了新整体性思想在当代西方理论场中的潜在脉络。

郭沫若与歌德

郭沫若与歌德范劲“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植根于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古典文学的土壤，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歌德、易卜生、拜伦、雪莱、托...

当代德国汉学关于中国认知的元方法论之争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始,让西方世界有了更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和需要,西德汉学因为获得了外部动力而勃兴,中国逐渐成为东亚整体的象征。学者们意识到,必须放弃陈旧的认知范畴和意识形态框架,重新思考接近对象的可能性问题。方法论反思成为具体研究的先导,源于认识悖论的分歧也一直困扰人们。分歧的核心可归结为,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和中国打交道:是重视共性,用普遍交往理性来衡量中国;还是重视差异,让中国保持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独特性中。70年代末以来德国的汉学研究大致不出此阐释框架,这种分歧也不过是西方知识系统中现代和后现代论争的翻版。但无论何种方法论立场,都是系统内操作,帮助实现系统内自我指涉/外来指涉的交替才是其目的,因此,系统论的取径也能为我们理解此问题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