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中的模糊面孔:摩尔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巴斯人、犹太人和东南亚人

1815年,广州：巴斯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马来人、摩尔人或者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一些犹太人——所有这些人借助于大型港脚船从印度各地群聚于此……巴斯人——一个外貌特征非常独特的族群——或成群结队聚在一起,或成双成对走在一起。其他亚洲人出于需要戴着帽子——像巴斯人那样裹着长头巾——混杂到巴斯人当中,他们随船抵达广州从事其贸易时,都会去巴斯人的商行。

《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中译本)导言

“中国贸易”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利用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1690～1845年,成百上千的外国船舶航行到中国,大多数船长和商人都留下了档案、游记、航海日志等。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下他们的航程,还记载了他们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可以在欧美的档案馆里找到。

满载中国乘客的船只——1816~1817年“阿米莉娅公主号”从伦敦到中国的航行

1816~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阿米莉娅公主号”从伦敦前往中国,这条船上搭载着380名“乘客”身份的中国水手。而这380人的“经历”,关系到18世纪中后期亚洲海上新航线的开辟,东南亚地区欧洲商船对中国帆船贸易的侵蚀,欧洲垄断贸易巨头的衰落,中国水手在世界各地的兴起等全球性事件。

马尼拉、澳门、广州:紧密相联的三座城市

数百年来,马尼拉、澳门和广州一直相互依存,保持着密切关系。从16世纪后期至今,三者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每一城市对其他两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冲击。这些联系已经维系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仍有数万菲律宾人在珠江三角洲生活和工作。牛痘传入澳门和广州或许是巴尔米斯环球之旅的意外收获,但它也确实是三个地区之间长期密切关系的一个表现。在巴尔米斯来到珠江三角洲20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三地人民之间在历史上的紧密关系,这一关系仍继续支持和维系着中菲两国,它也将把我们带向未来。

1760～1843年广州外国人居住区的商业街

通常认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广州一直存在着三条商业街,分别是新瓷器街、(旧)瓷器街及猪巷。我们可以证实在1760~1822年后两条街是确定存在的,事实上早在18世纪40年代或许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猪巷,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在这段时期还存在着另一条街即新瓷器街。由于近年来关于这些街道的名称、位置、所建时间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同时大家又对新瓷器街的两种主要来源存在着一些争议,因此本文将致力于证明在1760~1822年只有两条商业街。在1760年以前,小商贩都分布在商馆周围的各个区域,形成了瓷器街、丝绸街、漆器街等。行商们开设的洋行主要分布在西郊各处,并不是都建在夷馆所在的码头附近,1748年瑞典人所画的广州商馆地图(见图1)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蔡昭复的洋行远离码头北岸;叶上林的洋行位于西边远处;潘启官的洋行位于商馆区的北部;Attay(Attai)和Chetquas(Kjetqva)的洋行位于运河对岸的码头东侧。

16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经营亚洲贸易的制胜之道

用友好方式追逐这种贸易已经够久了。我们[荷兰人]现在有足够的权力去阻止他们[中国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就像他们拒绝我们同他们贸易一样。HTColenbrander ed,Jan PieterszCoen: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Ⅰ(SGravenhage:Marfinus Nijboff 1919-1934),p650:16 November 1621.——荷兰总督杨·彼得森·科恩(Jan PieterszCoen),1621年11月16日。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经济的诸多标准都是最早出现在近代早期的亚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率先将他们的贸易范围由欧洲扩至全球。17世纪初,英国人、荷兰人、法兰西人、丹麦人、瑞典人及其他欧洲人也纷纷各自绕过好望角,寻找其在亚洲贸易中的份额。到17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员取得巨大成功——撇开其他人的嫉妒不谈——以致在全球贸易中树起一个新的效率标准。这就是荷兰人。

从荷兰和瑞典的档案看十八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广州帆船贸易

在荷兰和瑞典的档案馆内收藏有关十八世纪 5 0年代至 70年代广州帆船贸易的重要资料 。

18世纪广州的新航线与中国政府海上贸易的失控

17世纪晚期,当中国官员打开大门与外国进行贸易时,他们假定船只的到达和离开将依照季风的变化进行。7月、8月,西南季风把船只带到中国,交易季节开始;次年1月、2月,西北季风把船只送回去,交易季节结束。外国商人必须根据季风安排航程,这成为中国官员说服和控制外国商人,从而维持双方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当分歧出现时,政府官员只需简单地坐在后面,等着时间和金钱的压力制定出解决方案,因为他们很清楚,为了避免拖延到下一个交易季节,外国商人最后总会妥协。然而,到了18世纪末期,外国人发现了在非交易季节到达中国的航路,最终使全年性的商业贸易成为可能。在非交易季节到达中国的新航线的发现背后有几个刺激性因素:在非交易季节的中国几乎没有竞争,这对某些交易商来说是一项优势;全年都需要在中国的外国商船可以一直留在广州而不必在非交易季节时期离开去澳门,这对许多商人来说很有利;在一年的不同时间、使用不同的路线航行是对欧洲人有利的军事策略,这可以避开敌人或在亚洲水域上取得超过敌方的优势;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给交易商带来了压力,促使他们提高航行效率,优化航海技术,其中包括找出到达中国的新航线。由于外国船只可以在一年中的任意时间到达中国,当地官员逐渐失去了其控制外国客人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新航线的开辟,更多的船只开始进入东南亚的新领域,并逐渐接管了一些传统上由亚洲帆船处理的贸易。

丹麦亚洲公司与十三行商人(1734—1833)（英文）

虽然学界对1700至1842年间广州和澳门的洋行商人已经展开好几项详尽的研究,但要从外国的档案中辨认出这些商人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欧洲的东印度公司保存着完好的记录,但由于各公司对名字的拼法各不相同,因此很难识别这些记载中所提及的中国人。本文辨认了哥本哈根的丹麦亚洲公司记录中提及的洋行商人。这些记录显示了丹麦人通常每年只依赖几个洋行商家来进行大多数贸易,而这种合作关系通常能维持数十年。由于准时派船发货能避免昂贵的滞留费用,丹麦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他们所信任的中国商人维持密切的关系;而中国商人为了获取丹麦亚洲公司的大宗贸易而报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如果能为丹麦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从长远看,他们就能获得白银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互利的合作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每年的丹麦贸易总是只由几家中国商行负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