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冲突问题的法理认识

法律冲突是一种重要的法现象 ,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规范冲突 ,还表现为权利 (权力 )冲突 ;法律冲突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法律冲突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并认为过于强调法律冲突的负面作用是片面的 ,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冲突实际上已成为法律变迁的动力 ,因此 ,必须建立起一套调整法律冲突的灵活运作机制 ,以发挥法律制度的最大效用。

激情燃烧的“贡献”岁月

飞逝的时光，把我带入第44个人生之年。到这时，理当“回首来时路”，反省一下自己的贡献。人好不容易来到世间一遭，总得有点目的。那目的，应当是对社会或多或少有点贡献。我有此念头，倒不是什么伟大理想教育的结果，而来自蒙童时代我父亲讲授的《三字经》：“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独特的哲学基础。中国独有的哲学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也影响了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人道观”（含“天人关系论”）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特有...

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很少有人认识法学家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首屈一指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他对中国近代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的开创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切人们都已认识到了。但是，作为一代法学家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

中国法律近代化与大陆法系的影响

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 ,西方法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的深刻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这种影响 ,在清末变法中 ,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中 ,都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革命根据地法制和新中国的法制中 ,这种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宪法模式和体系、民刑法律体系及法典化的思路模式、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等多个方面。这一影响 ,显示了我国法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总体特征或路径。对这一影响的研究 ,对于我们新时期的法制现代化事业即“与国际接轨”的法制建设事业 ,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

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是人民之间的纠纷得到及时解决,是具备充分有效机制使民间纠纷不至于恶化成灾。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利益有不同程度冲突的各色人或各类群体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社会,是纠纷得到及时的、制度化的解决的社会,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我们不能幻想消灭纠纷的"和谐社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冲突或解决纠纷,而不是策划或利用人民之间的斗争。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全力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国家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不得已的途径,社会解决纠纷才是纠纷解决的最主要途径。对社会或个人解决纠纷作用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自主自由或独立人格的尊重,是对民主和自治理念的尊重。

论对授权立法中授权行为的监控——各国现制比较及我国现制之反省

要提高授权立法的社会效益，就必须加强对授权行为的规制，明确权力秩序，确立授权禁区。另外， 授权还必须具有明确性， 对立法者必须具有他律和外部制约措施。

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损害的国家救济途径及其精神

在古代中国,国家通过法制和惯例为人民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人民在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需求,保护人民的各种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危害人民。这些法制和惯例,虽然不具有现代"民权救济"的理念和内涵,但有着"为民做主"的基本追求。本着这样的追求,古代中国政治中长期形成的人民权益救济渠道主要有按照国家行政层级逐级申控的救济途径、通过巡回监察机构接受申控的救济途径、告御状与君王直接干预的救济途径、特许"越诉"的非常救济途径等四类情形。这些途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哭诉"寻求"青天"庇护为灵魂的垂直、单轨、纵向的救济途径,而不是横向平行分权制衡的救济途径。

中国违宪审查与立法冲突解决机制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存在着许多缺陷。主要缺陷是没有违宪诉讼制度 ,没有对立法的正式违宪审查程序 ,审查权分散 ,以及“内部沟通”式的事前审查。这种审查常常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所以造成严重的“法规打架”现象。

“期待之可能性”与我国刑事法的“法治圣贤定位”——从“亲亲相隐”的角度观察

刑法要把某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一定建立在能够期待绝大多数人为相反的行为这一判断之上。所谓"期待之可能性"实际上是刑法的人性基础考量问题。我国现行刑事法制裁近亲属之间的包庇、藏匿、伪证等"相隐"行为,实际上建立在"法治圣贤定位"之上,这样的定位是值得反省的。

明清律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典以明律和清律为代表。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 ,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

法制(治)中国化:历史法学的中国使命(论纲)

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160余年历程,是西法东渐的历程,是法律移植的历程。在对移植法制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的反省之后,我们必须提出法治主义前提下的法制(治)本土化或中国化方案。一方面,要使未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更具有民族个性、民族风格、民族精神,使其更能解决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特殊问题,包括以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途径方式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另一方面,"法治"或"宪政"的普世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应该发展出"中国版本",应该实现法治普世价值与中国民族伦理特色的完美结合。

历史文化名城法律保护的立法任务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步晚,人们多将其等同于"历史文物保护",认知不到位,法规也不完备。对此我们必须全面反省,筹谋改良之道。"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特殊的宗旨和目标,其保护任务更为艰巨,完善保护立法迫在眉睫。关于具体保护对象确定、保护规划的民主制定与监督、保护权责归属及权力范围、名城破坏事件的认定及纠劾、名城破坏犯罪及案件管辖权等关键问题,都必须尽快通过立法加以解决。本文针对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就其法律保护中的立法任务作出了初步阐发。文章认为,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是完善法定督纠机制,特别是民意代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三者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有关机制。

传统民事习惯及观念与移植民法的本土化改良

今日中国民事法,基本上是一个移植而来的体系。民法移植,早在清末就开始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深化。清末民国的民法移植,以移植西方两大法系特别是大陆法系民法为主,也象征性地保留了一些传统民事习惯。为制定新民法,清末民国官方进行过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清末民法典的亲属编、继承编起草,就是交给深谙传统的"礼学馆"负责主稿。在这样的努力下,形成了《大清民律草案》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法制(从苏区法制到抗日根据地法制)和新中国法制,也都是移植法制,只不过是与前者分道扬镳的法律移植:一方面全面移植苏联革命法制,否定西方两大法系;另一方面高举反传统大旗,将传统民事习惯视为封建余毒。在"废除六法全书"六十多年过后,再回头看这两种法律移植路线及其利弊得失,我们难免喟然三叹。在制定民法典已经再次提上立法日程的今天,重新反省近现代中国法律移植特别是民商法移植的两条路线,重新思考亟待以民法典调整的本土民事问题暨民法典本土使命,重新考察现今民商事法主要规范的本土根基或土壤问题,寻求移植民商事法制与民族传统习惯之间的调适之方,乃为法律史学人无可旁贷之责任。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中西会通”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仿行西法偏好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虽是在“中西会通”的旗帜下进行的 ,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却有着“仿行西法”的共同偏好。之所以形成这种选择的偏好 ,是因为 :(1)国人以西法为强国之道 ,以为自强救国必须仿行西法 ;(2 )民族原有制度文化整体落后 ,无能力创新也无思想资源可资创新 ,不整体抄袭西法则无法向新的竞争时代交卷。这种西化取向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 ,但现在是对其得失进行反省的时候了。

新世纪十年中国的宪政法治进程

新世纪十年来，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亦即民主政治法制化的事业，在不懈的探索和不息的争议中逐渐推进。 宪法的修正无疑是这十年间中国宪政法治建设工程的蓝图或枢机。步入新世纪前夕的1999年3月，我国现行宪法进行的第三次修正——增列“邓小平理论”为国家指导思想，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国策，确认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

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以西方法系的市民精神为参照系来认识

从前人们常说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伦理法"或法律伦理化。其实,此说不确。任何民族的法律传统,都是该民族传统伦理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未尝不可以说世界各大民族的法律传统都是伦理法。本文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她是伦理法,而在于她是一种特定的伦理法。中华法系背后的亲情伦理,与欧美法系背后的市民伦理、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背后的宗教伦理一样,都是各自法系的灵魂或精神。本文以欧美法系或西方法系的市民伦理精神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

自然人文地理与中华法律传统之特征

我作了一些考察 ,发现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气候土壤的不外是三种东西 :一是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域气候或自然环境 ,二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三是宗法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