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湾为名 民族音乐、田野录音及其反思

一“民族音乐”或“我们的音乐” 纵观台湾近代的传统音乐研究活动，可见两种特征：其一，此类音乐经常被归类为所谓“民族音乐”；其二，其研究者很少单以音乐为对象，而时常有意识地将台湾文化与音乐并置讨论，并且在其研究动机中，陈述探索自身成长环境的兴趣，甚至强调族群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历程。

民歌采集运动

1960年代的台湾音乐文化正笼罩在“全盘西化”氛围中，音乐学院中所教授的多为西方作曲技巧。当时代知识分子对于台湾音乐的兴趣，仍停留于1930年代以来有关民歌文学的整理。

黑泽隆朝的台湾田野录音计划

1900年，日本殖民政权为掌握与理解台湾土地上的既有住民社会，台湾总督府出面组织了具民间组织性质的“台湾惯习研究会”，翌年创办机关志《台湾惯习记事》，开始发表各种有关台湾历史风俗习惯调查文章，同年间，这份期刊第一卷第七号（1902）即有署名“采访生”发表（台湾归日本领有前后台北附近流行之歌谣）记录，开启了汉人区域歌谣文学调查。

吕炳川

1967年，正在日本深造，主修音乐美学，兼修民族音乐学的吕炳川（1929—1986）．偕指导教授岸边成雄返台，从事包括邹族等原住民族音乐调查。岸边成雄此次来台，除指导学生田野调查，同时也进行了学术研究，并且接续其师田边尚雄1922年在台经验原住民音乐调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