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椎体或椎管内异常对后路矫形手术治疗伴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脊柱侧凸疗效的影响

目的:分析椎体或椎管内异常对后路矫形手术治疗伴有先天性关节挛缩症(arthrogryposis multiplex congenita,AMC)脊柱侧凸患者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8月~2021年11月于我院行后路矫形手术治疗的伴AMC脊柱侧凸的患者30例,其中男18例,女12例,年龄6~32(15.9±5.8)岁。根据是否伴有椎体或椎管内异常,将患者分为异常组(15例)和对照组(15例)。记录异常组患者椎体或椎管内异常的类型,比较两组患者融合节段个数、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记录随访过程中的并发症。结合仰卧位Bending片计算两组患者主弯柔韧度,于术前、术后2周及术后2年的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上测量主弯侧凸Cobb角、冠状面平衡(C7PL-CSVL)、矢状面平衡(SVA)、胸椎后凸角(TK)和腰椎前凸角(LL),计算术后2周及末次随访的主弯矫正率。结果:在异常组中单纯分节不良10例(66.6%),分节不良合并脊髓拴系2例(13.3%),分节不良合并蛛网膜囊肿、单纯半椎体、单纯楔形椎各1例(6.7%)。两组间融合节段个数、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异常组术中未发生并发症,术后发现椎弓根螺钉位置不良2例,胸腔积液及右侧臂丛神经麻痹1例;对照组术中出现恶性高热及心搏骤停1例,术后发现椎弓根螺钉位置不良3例,胸腔积液及置钉失败1例,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628)。两组患者术前主弯柔韧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前、术后2周及术后2年时的主弯侧凸Cobb、C7PL-CSVL、SVA、TK及LL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2周和术后2年的主弯矫正率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椎体或椎管内异常对后路矫形手术治疗伴AMC脊柱侧凸患者效果无明显影响,且术中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基于贝叶斯时空模型的建设用地扩张格局差异分析——以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采用贝叶斯统计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两个间差异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两个城市群的建设用地均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增长速度均在2000—2005年达到峰值,对应的净增长率分别为36.6%和31.1%。(2)两个城市群城市扩张空间演化过程差异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表现为“点—轴—波式循环”模式,空间异质性较高,出现多个城市扩张热点区域;而中原城市群表现为“点—轴—网”模式,地区间扩张差异较小,温点扩张区域居多。(3)影响两个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居民收入。从影响程度大小的区域对比来看,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影响程度高,人口规模对中原城市群的影响程度高。

顶椎位置对退变性脊柱后凸患者矢状面形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分析后凸顶椎(kyphotic apical vertebra,KAV)位置对退变性脊柱后凸(degenerative kyphosis,DK)患者矢状面特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2月~2022年12月在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住院治疗的68例DK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男性8例,女性60例,年龄46~76岁(60.6±6.5岁)。根据KAV位置不同将患者分为两组:KAV位于L1及以上的38例患者纳入G1组;KAV位于L1以下的30例患者纳入G2组。在术前站立位全脊柱侧位X线片上测量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垂直轴(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T1骨盆角(T1-pelvic angle,TPA)、最大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计算PI-LL。采用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SRS)-22量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量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VAS)评分以及SF-36量表评估患者生活质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矢状面参数和生活质量问卷评分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研究矢状面参数与生活质量评分的相关性。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G1组GK、LL、TK、SVA、PI、PT、SS、TPA、PI-LL分别为61.3°±20.0°、26.9°±18.9°、32.3°±19.0°、53.5±48.1mm、40.4°±13.4°、24.8°±12.6°、17.0°±11.7°、23.0°±13.5°和21.6°±15.6°,G2组分别为38.8°±16.0°、14.4°±13.7、10.8±9.8°、96.5±67.8mm、44.8°±16.2°、30.1°±10.8°、14.7°±11.5°、32.6°±14.5°和33.8°±18.3°,G1组的GK、LL、TK显著性大于G2组(P<0.05),SVA、TPA、PI-LL显著性小于G2组(P<0.05);G1组VAS评分、ODI、SF-36生理功能总分(physical component score,PCS)、SF-36心理功能总分(mental component score,MCS)和SRS-22评分(功能情况、疼痛、自我形象、心理状况和亚总分)分别为4.2±1.6分、(37.9±15.2)%、45.8±11.3、48.6±12.7、(17.6±4.6、18.6±4.3、17.7±4.5、17.8±4.9、71.7±9.3),G2组分别为5.8±1.7分、(48.6±20.0)%、38.2±12.9、44.2±13.1、(15.6±4.5、16.0±3.6、16.6±4.9、17.1±4.3、65.4±11.1),G1组VAS评分、ODI显著性低于G2组(P<0.05);G1组SRS-22量表亚总分、疼痛评分、SF-36 PCS评分显著性高于G2组(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组SVA与VAS评分和ODI均正相关(G1组r=0.437,P=0.006和r=0.356,P=0.028,G2组r=0.405,P=0.027和r=0.408,P=0.025),与SF-36 PCS评分均负相关(G1组r=-0.365,P=0.024,G2组r=-0.410,P=0.024);TPA与VAS评分均正相关(G1组r=0.343,P=0.035,G2组r=0.369,P=0.045)。G2组SVA与SRS-22量表亚总分负相关(r=-0.391,P=0.033),PI-LL与VAS评分正相关(r=0.390,P=0.033)。结论:KAV位置会显著影响DK患者的骨盆-脊柱矢状面形态,KAV位于L1以下的患者SVA、TPA、PL-LL明显大于KAV位于L1及以上的患者,且与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显著性相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

在分析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以省域为研究单元评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与长江经济带进行对比;利用面板VAR模型定量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总体均呈现中下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的格局。(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2003—2011年耦合协调度小于0.5,属于拮抗阶段;2012—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0.5~0.7之间,属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在省域层面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最大,宁夏和青海的耦合协调状况最差。(3)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长江经济带的差距更大。(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都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和惯性发展特征,并且两者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都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其中高质量发展对自身的影响程度下降更为明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由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偏低且内部发展不均衡,造成二者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绿色利用评价及其时空格局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土地利用全过程,从经济发展效益化、资源利用生态化和社会分配和谐化3个方面构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3-2016年28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探讨其时空格局演变.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0.3658增加到2016年的0.6860.②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水平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的城市整体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表现为正向对应关系.③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在空间上逐步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高值异质区域主要分布在云川地区和琼粤地区,研究期内空间范围小幅度缩小;低值异质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和少数中部地区,空间范围研究期内基本没有变化,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云川地区,研究期内空间范围缩小较为明显.

新时期高校教职工住房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以河南大学住房改革实践为例

住房作为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物质性资料,既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也是维系社会和谐与安定的关键性要素。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高校住房制度改革,推动高校住房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阶段高校后勤工作的重要任务。本研究以国家与地方所出台的相关政策为依据,系统梳理我国高校住房制度改革历程,剖析改革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并结合河南大学教职工住房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与建议,以期推进高校资产管理水平与综合实力,并尝试为其他高校的住房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