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牺牲的“局部”:污染转移的逻辑与后果

作为中国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现象,污染转移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政绩考核制度、环境准入制度和产业升级政策在城乡、区域间的差异化实践,是污染持续性、规模性转移的动力机制;转出地与转入地在制度空间中形成某种程度的理性共识,是污染转移的内在逻辑。然而,无论是制度文本的选择还是制度实践的选择,都是在中国—世界、城市—农村和东部—西部三者所形成的结构性约束中进行的。由于制度安排的系统性调整无法与中国内外的结构性变化同步相应,现行制度在为污染转移开启空间的同时,逐渐蕴育反对自身的制度合法性危机和“环境—社会”治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