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舆情研判机制：概念梳理、误区分析及构建建议

优化教育治理,推动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需要在厘清教育舆情和研判机制的概念基础上,反思当前舆论观点日益多元的新媒体环境下教育舆情应对中存在的误区与问题,进而对构建教育舆情研判机制提出相应的策略与建议。当前教育舆情应对中存在的误区包括积极加速消极阻断机制、信息公开会自动化解舆情、解决了教育舆情的中介性事项即可。问题集中在技术层面上的缺乏舆情监测与智能分析系统;理念层面上的重管理、轻移情,缺乏对教育舆情背后的深层社会心理的洞察;方法层面上的与教育舆情主体沟通的时机、渠道、语态等技巧陈腐落后。对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即理念层面上,尊重理解民意、坦诚平等沟通,疏导为主,管制为辅,治标治本兼顾;机制层面上,组建跨部门联动合作的教育舆情工作机制;方法层面上,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创新语态贴合受众;技术层面上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智能舆情监控分析系统。

环境灾难议题的媒介呈现——以“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为例

以美国环境传播学奠基人之一Robert Cox的观点来看,在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等方面给事发地居民带来巨大消极影响的"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属于环境灾难事件。本文以该事件为例,利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解读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试图理解媒体是如何呈现环境灾难事件的。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和处理的视角被边缘化,而救灾与问责是该事件媒体呈现的主要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媒体之所以如此呈现该事件背后的社会建构力量。

从“反向运动”视角探析环境传播中的社会力量

本文从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观点出发,提出环境传播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一种力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反向运动。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了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传播的历史脉络,并进一步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传播时存在的问题。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跨国垃圾”环境议题的话语演变——以《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

"跨国垃圾"是典型的国际环境非正义行为,围绕这一环境议题在媒介领域中产生了诸多立场迥异的话语。为了形成对该问题的清醒认识并找到切实的解决之道,本文采用环境正义的理论视角,以《人民日报》"跨国垃圾"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围绕该议题的话语演变,试图揭示某种话语在特定时期得以出现的深层动因。

平台经济视野下传统媒体的转型

传统媒体的平台经济发展策略，在本质上是要求传统媒体回应互联网的挑战。换言之，在意识到平台经济的发展壮大必然离不开互联网这一基本事实后，传统媒体要想实现平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就需要利用互联网深入开掘自身的平台属性。首先。在战略思想上，传统媒体需要转变仅为其自身媒体服务的观念，而把自己视为一个更大平台的组成部分。以往，传统媒体各自为政，以刊发广告维持相对封闭且规模有限的平台经济。但互联网不仅带来了媒体融合的新趋势，还促使平台经济朝更宏大的规模发展。

中国社区报的发展历程与困境反思

社区报在我国尚处于草创和适应阶段,新世纪以来,我国多家报业集团纷纷在社区报领域试水。针对我国社区报出现的都市报化、商圈化倾向,本文认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经营者对欧美社区报的运营模式、核心价值和成功之本存在认识上的缺位和错位,另一方面是我国尚缺乏成熟的社区形态和相应的文化理念、公共意识。

《人民日报》环境议题科学发展话语分析

以较长的时间跨度来审视伴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环境新闻发展历程，2003年堪称一个拐点。一方面，2003年春季肆虐的“非典”疫情以惨痛的代价让社会明白了信息公开透明对于应对危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后改革时代……中国发展路径选择的分歧作为一个政治议题则被再一次提出讨论……自2003年以来，中央开始提出一套新的发展话语来改变对以社会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狭隘追求”。

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差异简论

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无论在体裁还是写作手法上,都有很大差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根据人才培养方向的不同,应该在教法上予以明确。

践行课程思政的传媒类课程混合教学设计与实践

传媒类课程践行课程思政需要在教学方法上与时俱进。线上线下相结合,能够融合多种媒体和教学法的混合教学法更符合媒介融合潮流对传媒类人才培养的要求。运用混合教学法来践行课程思政需要良好的教学设计。对此,ADDIE教学设计模型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与评价五个环节不仅为传媒类课程开展混合教学设计提供规划导引,还有利于思政元素的挖掘、思政建设方式的选取和思政资源的沉积。通过偏理论和实操的两门具体课程在践行课程思政的混合教学设计中积累的经验有望被推广至其他传媒类课程。

专业与批判视角下的《一本好书》

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在2018年10月8日正式开播,播出台网平台是江苏卫视和腾讯视频。《一本好书》第一季拟播出12集,每一集推荐一本经典书目,包括《月亮与六便士》《万历十五年》《三体》《人类简史》《霍乱时期的爱情》《查令十字街84号》《未来简史》《麦田里的守望者》《尘埃落定》《无人生还》《格调》《暗算》等。

气候变化:传播领域的挑战与机遇--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例

气候变化因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以及对现有的从媒介生产准则／观念到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巨大挑战，成为“划时代危机”的焦点。经济学家胡鞍钢则直接将其称为“最大的危机、长期的危机以及每天正在发生的危机”。

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类型与功能

与环境议题相关的公民新闻已经成为环境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跨地域特征，来自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公民表现出关注环境议题的共同性和参与环境传播的一致性。本文对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的类型给予梳理，并进一步分析其功能。

CNN发展历程及全媒体转型

上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了两个至今仍为人瞩目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和“地球村”。那时是被视为新媒体的电视风生水起的年代，麦克卢汉热情地谱写对电视的礼赞。他认为电视不仅能够扩张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使人重新恢复感觉平衡状态，①还能够产生“内爆”使国界消失，抹平差异，将整个地球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地球村”。不知是受这一观点启发还是历史制造的又一次巧台，上世纪80年代后接连出现的多家电视新闻频道，通过24小时不问断地播报世界各个角落的重要资讯，打破了长久以来相互区隔的时空关系，营造了在互联网兴盛之前的“地球村”雏形。

短视频的政治经济分析

今年4月份以来,因传播违法违规、低俗不良信息以及涉嫌发布售假视频,快手、火山小视频、抖音等直播短视频平台相继被监管部门约谈。短视频因内容质量与格调遭遇严峻监管挑战的"新现象",折射的却是一些"老问题"。对此,本文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分析路径,在廓清短视频快速崛起的动力因素和批评其在文化公共性上的无作为与乱作为之后,指出通过强化联合规制和自我规制以实现短视频健康发展的新生态。

基于“过程跟踪—解决问题”视角的教育舆情综合性研判方法

教育舆情已经成为社会舆情的重要分支,本文认为,构建教育舆情研判方法需要树立"过程跟踪—解决问题"的分析视角,构建一种综合性的方法体系,将偏向量化分析的基于信息计算的研判方法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截然不同的质化研究方法相结合,在运用基于信息计算的研判方法追踪教育舆情在具象空间中演变过程的同时,利用质化研究方法揭示抽象空间中的舆情深层问题,进而锁定并解决教育舆情中的问题。

三种传播学研究迷思的破除——《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评介

受传播学发展轨迹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存在三种显著的迷思:权力关系是传播学研究中可有可无之维;媒介中心论或传媒本质论;对"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缺乏想象,致力于对"这个世界"小修小补。而《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一书以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力度,将种种传播学研究的迷思反衬出来。

试论网络文化建设中网民公共意识的提升

网民公共意识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健康、和谐网络文化建设的严重问题。对于现代公共意识的内涵和培养路径,西方三种政治哲学拥有各自不同特色的诠释。而网民公共意识欠缺的原因除了表层网民属性因素外,还与深层的文化环境和历史传统相关。在提升网民公共意识的具体举措方面,在公共协商理念的指导下,互联网构建多元公共领域的潜质应被大力挖掘。

解码微电影的研究领域

本文结合目前已有的微电影的研究成果和它的发展趋势,简要梳理了微电影的研究领域。微电影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各分支研究领域还没有充分展开。就当今的研究情况来看,微电影的商业营销价值、本体论分析和个案研究比较丰富,而微电影与传播技术的关系、微电影的传受者分析、微电影的叙事学研究等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

环境传播理论、实践与反思--全球视角下的环境正义、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理念

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呼唤全球视野下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跨学科理论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正义观提供了切中环境问题根源和解决路径的理论视野,也打开了从全球高度和中国本土立场认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新窗口。从这两个理论视野审视,被视为环境治理成功经验的西方公众参与机制,存在明显的时空层面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资本主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变相推动了其他国家的环境非正义。反观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在生态方面留下了丰富遗产,现实中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表现出超越监督和谏言的带有朴素生态主义认知的自发性、原创性的参与和实践。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更是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理论贡献,表现出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正确路径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