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

荆公新学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其学术特征以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王安石之易学思想,内圣与外王并重,强调盛德大业之完成。从思想史角度审视,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其与理学之歧义落实于本体与工夫之上。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

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使正统之辨成为传统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鲜明主题。宋儒对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依据的认定标准有二：“合天下于一”和“居天下之正”。北宋时期，注重“一统”甚于“居正”，未尝唯以终极本体的伦理观念“天理”为标尺去审视、评价中国历史上王朝传承中的合法性。南宋立国之后，现实的政治格局自然地引起宋儒文化心态与历史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在正统理论问题上，“合天下于一”的观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

《周易》与象山心学

陆九渊“心即理”之思想主旨,凭依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而得以彰现,“易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终极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但此理并非一外在于人心的客体,而是与“心”通融为一的。修养之方法就在于洗涤心灵中虚浮妄想,复归到内外合一之道上。

两宋赦免制度新探

赦宥早在我国上古时就已经实行,长期以来,赦宥仅作为权宜制度,发展到两宋时,则被定为常制。"三岁遇郊则赦",从而呈现出与往朝不同的特点,两宋之所以如此热衷赦宥,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法律思想的转变;"内忧外患"的压力;士大夫的推动。赦宥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东坡易传》与苏轼的哲学思想

苏轼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以《东坡易传》为基干,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的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时,融通三教,崇情抑性,重利致用,推自然之理,明人事之功,这是苏轼哲学思想的基点。

《周易》与阳明心学

《周易》思想是阳明心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其知行合一说与致良知说都运用了《周易》的思想资源,将"内求于心"的道德内求思想发挥到极致,完善地表达了关于本体、工夫一致的思想,最终的目的则是成就一种光明俊伟的人格,使人的自然生命和道德生命在本质上获得圆融一致的和谐。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陆九渊对理想社会的构思

陆九渊对理想社会的构思□范立舟张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成就不仅在于确立和阐发了道德超验的心学本体论，而且以此为认识基点，在社会政治方面亦颇多创见。其政治哲学和历史学说倾向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向社会提供改变...

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国古代蛇崇拜

在中国文化史上居有极其显赫地位的伏羲与女娲的本始形象是人首蛇身。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流行是中国古代供奉的蛇图腾的变形。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 ,被许多部族视作图腾。文明的出现 ,国家的萌生 ,蛇意象又逐步演化为龙意象 ,成为非凡力量的象征。中国神话中的蛇龙意象 ,折射出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性的变迁 ,而伏羲。

弥勒信仰与宋元白莲教

南宋白莲教从以往生净土为修行之终极目的,带有明显的出世特点的佛教信仰形式转向元代白莲教倡导"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希望通过"弥勒下生"谶言的实现,往生兜率天的娑婆世界,拯救黎氓于水火之中,同时激起下层民众改变困境的冲动。晨朝忏仪一变而为"烧香集众,夜聚晓散"及"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的民众反叛运动的组织工具。究其缘由,即在于弥勒信仰的流传以及此种信仰自北魏,历隋唐,经宋元的改造。弥勒降临现实世界救世度人、解脱众苦的理念,最能迎合中国普通民众的愿望。它所内蕴的救世思想及其宣传的彼岸净土兜率天的美好愿景,与乱世和苦难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照,进而启发了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在地上建立佛国净土起而抗争。在弥勒信仰与白莲教那里,千年盛世的神话与群众不能化解的情绪,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文化风尚(尤其以民间信仰最为典型)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时代迁移,民间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祗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集中。本文通过对妈祖、关羽、门神、土地与城隍几种神灵崇拜的考察,藉以说明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通俗文化“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和相互独立的关系。

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形象的变化及其意蕴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就王安石个人政治形象而言,变法开展前,在士林中饱有美誉度,这既是对其学术和政治能力的高度评价与期许,也包括对王安石谦逊、弘毅刚劲、自信至笃、自奉节俭等个人品德的赞誉。变法展开后,王安石的形象却发生极大的改变,以至产生对新政的政治诋毁和对其个人形象的污名化倾向。因王安石品行之洁白,文辞之高妙,思想之精深,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难以被敌对立场全部加以抹杀,因而变法的反对势力就针对其个人形象进行抹黑与诽谤,试图以此来降低王安石对北宋政治的影响力并有效地削减王安石的政治地位。王安石蒙受"污名化"的缘由主要在于他极强的自信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自负;北宋政治在"祖宗之法"笼罩下呈现出浓郁的"保守"的氛围,则是王安石蒙受污名的外部缘由。

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

宋元时期的白莲教对佛教净土信仰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南宋创立时所依傍的是弥陀净土信仰,此外还吸取了天台宗的教义。入元以后,白莲教更多地受到弥勒净土信仰的渗透,逐渐成为民间反叛运动的工具。摩尼教既为白莲教提供了宗教戒律方面的样板,也为其注入了鲜明的叛逆性格。宋元时期的白莲教是一种为下层社会提供信仰和依靠的组织,但从一种纯粹宗教信仰社群转而为下层民众试图用来作为改变世界的法器,其中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及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

宗法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关键制度。宗法制度及其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政治理想就是复归三代之治,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内核的等级秩序,以作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他从社会稳定和强化政治秩序的角度强调重建宗法制度的重要意义。他构想的宗法制度,是与他设想的井田、封建制度相配套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载试图将社会政治秩序与伦理道德规范内置于宗法网络之中,以宗法思想为基点生发出伦理政治的学说,让新儒家找到"性与天道"和现实政治的结合点,为宗法伦理寻求到本体论的依据,反过来,宇宙论也可以用以指导基于宗法伦理的人性论和道德论。要让全社会都纳入等级有序的宗法组织之中,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结合,家国同构,君父合一,社会便是如同一个以宗子为核心组成的大家族,这就是《西铭》的政治设想,也最能反映《礼记》的文化精神。

康德、朱熹历史发展观之比较

康德认为大自然先验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 ,人类的不断进步的历史是大自然的一项隐秘计划的实现 ,而推动这个计划实现的原动力却是恶劣的情欲 ,正是人性的恶把整个历史推向善境。而朱熹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绝对应当以人的道德理性中的伦理原则为主导而不断地趋向于至善之境 ,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却不可能是从人的欲望和需要中流露出来的恶 ,相反 ,人必须高度地弘扬道德理性以克服内在于自身的非理性因素 ,只有善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松漠纪闻》史料价值举例

《松漠纪闻》记载了女真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壮大 ,叙述了北方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其中有关金朝科举及职官制度方面的记述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对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