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外交访问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外交访问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及其潜在的影响渠道。本文的研究表明:外交访问不仅能够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而且有助于拓展企业并购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从影响渠道来看,企业间商务信息交流分享和社会网络构建、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壁垒以及东道国投资不确定性的下降均有助于中国对受访国开展海外并购。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访问活动展现了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协同推进的战略布局,周边外交和小国外交对企业海外并购的促进效应更大。本文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揭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驱动因素,而且对于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持续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海外投资:事实考察与机理分析

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传统视角考察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新视角探讨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并基于上市企业2000—2020年数字化转型强度和OFDI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OFDI增长,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OFDI的两个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及弱政企关系的企业受益更大,位于金融科技环境和市场环境较弱地区的企业受益也更明显。这一系列结论说明数字化转型不仅弥补企业在OFDI中的部分劣势,还助力企业突破地区发展环境的限制。本文为探寻企业海外投资新契机给予新的思路,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提供相关证据。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的文献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些因素;另有学者以欧美等大农杨的数据或者官方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农业是否采取规模经营政策,这并不切实际。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和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建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基于我国中西部七县(市)相邻的乡镇农户调查数据,分别对望江县水稻、南县水稻和棉花、濮阳市小麦种植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前提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土地种植面积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值;考虑农机设备的资本投入要素后,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依然呈现正向关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土地生产率。这表明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鼓励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减少零碎化经营,推动适当的规模经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国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完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战略和支持城镇化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现状与问题的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中、美、日等6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发现各国都表现出很高的生产与人口分布不平衡性,相对而言,我国的生产与人口分布不平衡性并不突出。在所考察的国家中,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最高,人口分布的极化作用最低,生产分布的极化作用也较低。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生产分布不平衡,而是生产集中的同时未引起人口相应的集中,从而造成了较大的生产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并导致了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

政府管制与新建企业选址——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120个城市新建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系统,评估了政府管制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管制对新建企业的选址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同时,政府管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选址存在异质性影响:(1)政府管制对非国有企业的选址产生了显著阻碍作用,但并未对国有企业的选址产生显著影响;(2)政府管制对内资和外资企业的选址都产生了显著阻碍作用,但政府管制对外资企业选址的阻碍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积极推行的"简政放权"改革会提升对新企业的吸引力,并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美国国家功能集中度比较分析

通过中国、美国国家功能集中度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两个结论:(1)同美国相比,中国各行业的国家功能和总体的国家功能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东部城市。(2)中国承担重要国家功能的城市不够多,考虑到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多,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上述结论为培育中西部城市的竞争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

住房消费的攀比性与主观幸福感

为了研究我国居民住房消费的攀比性及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对武汉居民的随机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代表性居民住房消费对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的弹性约为0.7,这表明居民住房消费具有重要的向上攀比性。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一步研究攀比性住房消费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居民住房面积与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然而,如果代表性居民的住房面积超过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其幸福感将不受其住房面积和亲友住房面积的影响。这意味着,过大的住房面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无益"。

女性董事与企业寻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外部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寻租的影响,本文基于董事性别这一内部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女性董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寻租行为。使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女性董事会显著降低企业寻租费用,并且女性董事占比越高,寻租费用下降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效应主要来自非独立董事;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于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政府干预严重地区的企业中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视角为减少企业寻租提供一个有效方式,同时也拓展女性公司治理的经济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承受与人口过度集中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数量很大的迁移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部分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完全补偿。这种厂商和工人承受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必然引发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

“起飞”和“走向成熟”阶段生产与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基于对现有理论研究的总结和日、韩经验的实证分析

通过起飞和走向成熟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一国生产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将演变成"核心—边缘区"格局,这一演变过程具有"宏观上持续聚集、微观上先集中后分散"的规律性。由于倾斜性政策和缺乏区域与城市经济管理经验,上述演变常常引发过度集中问题。日、韩的经验证实了上述理论研究结论。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成本分析

农民工政策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政府放松其农民工政策,将促进城市化进程,但城市政府必须支付庞大的显性成本,而能够降低城市政府显性成本的农民工政策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即造成城市化滞后,加剧城乡和地区经济差距。

市场、政府的力量及多中心城市的形成

我国备大都市区的郊区和所辖县尚未形成城市亚中心，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大都市区迁移可以成为东部大都市区向多中心城市转变的重要市场力量。政府的力量和上述市场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既能加快东部大都市区形成多中心城市，又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充分发挥大都市区对人口的吸纳池功能，使人口、土地资源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网络基础设施是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基于“宽带中国”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及缓解劳动力错配三个渠道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3)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提升了城市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并会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且在沿海地区、行政等级、财政自主权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因此,应充分利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信息化和数字金融优势,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释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带来的创新潜力。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铁开通的自然实验

基于2003～2015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连续时间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城市房地产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安慰剂检验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看,高铁开通对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看,高铁开通对于东部地区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房价无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房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城市规模看,高铁开通对大城市房价无显著影响,对中、小城市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铁开通对房价平均净影响在3.4%～10.8%之间。房价波动影响房地产和信贷市场的稳定,政府有必要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且考虑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受到高铁开通影响程度不同,政府应当"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使房价稳定在合理的区间,防范金融风险从房地产市场溢出。

城市群企业生产率优势来源:集聚效应或选择效应——基于2006~2018年民营上市企业的分析

本文在对2006~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城市群民营上市企业生产率均值要高于非城市群,即存在"城市群企业生产率优势"。在此基础上,基于"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法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方面对优势来源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城市群企业生产率优势"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选择效应作用并不显著。且不同城市群集聚效应表现不一,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4个城市群内集聚经济占主导,而海峡西岸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内集聚不经济占主导,其他城市群集聚效应作用不明显。

地方自发环境规制政策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基于“河长制”政策的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出口质量的研究大多考察由中央颁布的“自上而下式”政策,地方自发推动的“自下而上式”政策产生的出口质量效应有待深入探讨。首先基于2006-2013年中国海关出口统计数据测算产品质量,并加成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然后将“河长制”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DID和PSM-DID方法考察以“河长制”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式”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河长制”政策整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区分企业性质和所属行业后,“河长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省属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清洁型行业,“河长制”政策对污染型行业负向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行“河长制”政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和行业异质性。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中国省年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表现出的差异。对总体样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控制了内生性、替换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旧非常显著。时间维度上,基于移动截面回归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随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空间维度上,基于分样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呈现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的局面,也暗示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成功幻觉与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兼论在城市发展规模上市场机制不一定是有效的

大多数人都觉得大城市的发展和事业成功的机会多,但到大城市工作的人只有少数能获得事业成功,根据成功机会预期进行就业地决策很可能遭受损失,这就是成功幻觉。本文研究发现,成功幻觉和待就业者对交通与住房成本的不敏感性,是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的两种市场机制。生产与人口的过度集中将导致虚假繁荣,即GDP快速上升,但大量社会产出被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所消耗,除少数成功者和土地所有者外,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受到损失。因此,在城市发展规模上市场机制不一定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