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论行政法律适用的系统性

解决行政法律规范间的冲突,使法律规范系统地运行,是深化行政法制建设的关键。目前我国几部最主要的行政法律———《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国家赔偿法》在行政程序违法责任、受案和资格转移等制度方面存在着非系统运行状态,亟待行政立法完善。

论我国公民的免于匮乏权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经济危机提出了包括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的著名四大自由。我国的法学理论中虽然没有这一概念,但宪法中关于"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关于公民免于匮乏权的表述。本文从现代国家的职责、国家权利(义务)与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保障公民免于匮乏权是国家的法律义务,不能将此任推给公民家庭及个人,并通过对我国实践的剖析,提出应当避免过度从政策层面、经济层面及公民个人努力层面对公民进行免于匮乏权保障的路径选择,而应靠国家义务性、实践路径上的法律制度性来实现。

行政法几个需要澄清的观念

传统行政法关于法律责任功能、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价值取向、“原则+制度”立法技术模式等一些观念,看似毋庸置疑的通说正解,却影响着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良性发展。澄清模糊认识,明确法律的有效运行不能单靠法律责任的强制力,应取决于法律机制整体上的优化配置程度以及法律与客观社会的同步协调程度;确立公正价值的本位价值地位;将原则的规定所体现的隐性的法律精神,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演绎成显性的法律制度。通过各个具体制度的综合效力有机运行使“纸上的正义”转化为“现实的正义”,对目前行政法制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高校保卫教育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传统意义认为,高校保卫组织的职能主要是“打击与防范”。随着高校改革深入和新形势高校稳定要求,转变高校保卫单一职能,增加全方位安全教育职能责无旁代落在高校保卫部门。对高校师生进行系统地安全教育,提高高校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培养大学生自律性和自我保护、救助能力,对高校稳定.高校保卫组织职能完善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新形势下改革发展的需要 首先,社会稳定是我国当前突出的政治,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而其中不容忽视的是高校大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参政意识强,有热情,但年轻气盛,头脑简单,分析问题能力较弱,加之集体居住容易引起意识、行为上的共鸣。因此对学生开展主动、经常性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 ,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 ,实现权利的物化 ,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论刑罚与矫治的异质性

刑罚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将矫治视为刑罚的重要制度以及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刑罚意味着矫治犯罪人"这种认识实质上混淆了刑罚与矫治的关系。刑罚与矫治的异质性,表现在刑罚与自由刑的关系、劳动的刑罚解读、矫治的刑罚独立性理性分析、刑罚与矫正混淆的实践危害性等几个方面。矫治的刑罚独立化理论是解决目前理论界关于刑罚本质报应论与矫正论争议的关键所在。

浅谈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监督

现行行政监督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前、一般性监督 ,既不利于对经济活动有效管理 ,也不利于市场经营者的独立主体地位的落实 ,应本着“非违法不介入”的原则建立一种“消极事后监督”机制 ,将专门机关监督的执法行为同群众投诉行为相结合 ,形成合力监督系统 ,保障行政监督权的行使 。

关于公安职业教育定位的几点思考

自英国诞生第一支现代警察队伍以来，警察职业培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的公安职业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目前初步形成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的警察教育培训网络，虽然在公安职业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而言，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理论和科学体系，把它做为独立的公安职业教育学科还不十分成熟。因为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而且还要有关于其研究对象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等理论体系。因此，对我国公安职业教育取向予以准确定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论警察权运行的终极目的

人权保障不仅是设立警察权初衷,也是矫正运行状态的标尺,更是警察权运行终极目的。警察立法环节人权保障缺位、警察职权行使过程中权力属性的异化及警务保障中的缺失,导致人权保障目的的丧失。完善警察立法体系,在警察权运行过程中树立“权利本位”、“程序优位”理念且倡导以人为本的警务战略是校正警察权运行和目的之关键。

台湾“公投”民主性质疑

旨在“台独”的3·20台湾“公投”闹剧以57％的反对数字被定格，让世界上所有心系华夏的炎黄子孙松了口气。一奶同胞的骨肉至亲不会因一项“公投”而被隔断血脉。然而围绕台湾“公投”、“大选”的一幕幕影像，很难不让人对其民主性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