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准安关的商税征收

准安税关在明清两代变化较大,关口前后不一,税种和征收税项的范围不同,税则和税率前后也不一样,因而其额定税收量和实际实收量也就大不一样,甚至明代或清代前后也不一样,而总的趋势和基本特点是,直到清代乾隆时期,准安关的税收额和税收量是不断上升的。乾隆中期开始,直到清亡,由于商品流通大势的变化,也由于关政的日益廳败,淮安关的税收持续缺额。税收缺额,反过来又导致关卡的税收不择手段,截留在关吏员役手上的税额比重实际上日益增加。

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

如果说直到元代江南丝绸贸易还较少记载,其具体情形更无从深究,那么到明清时期,江南丝绸贸易的记载已俯拾皆是。丝绸商品交换不但制约着其本身的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遗憾的是,对于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至今尚未见有专文探讨,这显然与江南丝绸应有的历史地位不相符合。为此,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考察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希望通过对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兴盛、主要形式、商品量的估算以及兴盛的原因等方面的探讨,勾划出这种贸易的基本线索。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

清代江南基本由徽商开设的棉布字号,谋求经营之道,单个字号运用各种竞争手段,慎选布师把好收布质量关,联号经营扩大和占有市场份额,品牌战略开拓和扩大销路;字号群体则从事前防范,到经营规范,到事后惩处,字号资本主依靠自身的力量、同业的约束和官府的权威,在应对字号商标的假冒方面,作了种种努力。而当与加工雇佣者发生矛盾形成冲突时,更是齐心协力,以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加工管理者踹坊主发生利益纠纷时,又坚持维护拥有自由选择加工作坊是权利,以掌握经营主动权。

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

嘉庆二十三年(朝鲜李朝纯祖十八年,公元1818年),朝鲜人崔斗灿在行经中国大运河全程后,编成《乘槎录》一书,备记遇风惊险之状和与中国士人的交往情形,在同时期中国域外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是19世纪初叶乃至清代近三百年间朝鲜人有关中国运河全程的惟一文献,富有文献学术价值。

《姑苏繁华图》: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

徐扬的《姑苏繁华图》 ,绘录了诸多市招 ,能够辨认者多达 2 60余家 ,把清朝强盛时期苏州这一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都会之地的繁盛市容全方位、直观式地展示了出来 ,而且这些市招反映的内容 ,都有相应的文献记载。《姑苏繁华图》不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阗市肆 ,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来。图中很多场景 ,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 ,或可补文献之缺失 ,成为全面展示

清代废除匠籍的历史意义

定于明初的匠籍制度,严重影响了民间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也导致了官营生产的日益衰落。自成化到嘉靖年间,明廷数次规定以银代役,减轻了轮班匠的实际负担,对民间手工业生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班匠银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工匠从封建徭役义务中解脱出来,工匠制度的本质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工匠股役的形式,而且工匠因有匠籍,既需交纳匠班银,仍须为官府从事低偿或无偿的强制性劳动。 清代顺治二年宣布废除匠籍,免征匠班银,工匠在法律上获得了一般民户的地位,标志着徭役时代的结束。但由于财政拮据,清廷仍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无偿役使和利用着工匠,而且又于顺治十五年恢复征收匠班银,匠户不但要与普通民户一样纳丁银,还要交纳匠班银,一身两役,不堪重负,严重地影响了官民营生产。康熙二十年代开始,各省将匠班银摊入地亩,工匠才最终摆脱了匠籍制度的束缚,彻底结束了无端服徭役的时代,官营生产正式实行雇募生产,民间手工业从此才较少干预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

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城市.在这个东南都会之地,全国各地商人餐风露宿,千里跋涉,辐辏而至.他们将苏州的大宗产品输向全国各地,又将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输入苏州.交通便利、市肆喧阗的苏州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外地商人的活动也更推进了苏州经济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

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

雍正二年江苏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为明清江南县级政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赋税征收和官员考成角度考察,这是当时当地赋税征收的难度超出了官员考成的合理程度的结果,着眼于解决官员个人能力所及和征收钱粮过多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分摊官员赋税征收和繁剧事务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分摊赋税负担"。赋税轻重、事务繁简、官员考成与政区大小从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乾隆十三年苏松聚众阻粜案述论

乾隆十三年,经济重地苏州、松江地区,因为米价持续上涨,民众采用阻止出粜和抢夺米铺的极端做法,酿成大规模集体抗争事件。案件发生后,清廷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反应迅速及时,采取的措施比清初处理同样事件更为明确有力。事件促使清廷修订相关法律条令,着眼于事后惩处和事前震慑,地方则一定程度上改变仓储制度,适当调整仓粮存储比例,以平抑粮价,消弭或减少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的发生。

商帮探源述流

本文探讨了“商帮”产生的源流及其后来的流变。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将客商与纲结合在一起,是地域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中采用的“纲运法”,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只是这样的“商帮”,是以行盐的方向或地域来称帮的,与后来称某地的商人群体为帮还不完全相同。清末民初,乃直接有“商帮”的说法,“商帮”普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这样的“商帮”,在清末各地成立商会时,成为组成商会的基础。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

16至19世纪前期的中国对日丝、绸贸易,前后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究其原因,实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的减少。输日华丝的由盛转衰,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到19、20世纪之交,中日丝绸生产的格局变化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

明清时期 ,各地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江南市镇中十分活跃 ,在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江南市镇从其命名、性质、功能以及作用影响来看 ,都与商业发展、商人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迅速发展 ,完全是由商业发展和商人活动促成的 ,新增加的市镇绝大部分就是随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起来的。江南市镇由小到大、由兴到盛的持续发展过程 ,也有赖于各地商人的经营活动。明后期到清前期 ,江南市镇日益兴盛 ,各地商人极为活跃 ,江南市镇的繁盛程度与商人活动的程度相一致 ,地域商人成为江南市镇规模扩大市况繁盛的有力推动者。各地商人通过组织商品生产和制定种类式样等支配市镇商品生产 ,各地市镇的经济发展特色深受商人活动的影响 ,地域商人的活动推动着江南市镇的商品生产。地域商人的活动甚至直接制约着各地市镇的盛衰 。

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收《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反映了徽商合伙开设的染店的经营状况。经考证 ,该染店设在江南 ,是一个为棉布布庄批量加工而非门面零星加工服务的店铺。由染店将染色的布匹分为青布、蓝布等可知 ,以往论者标点史料论述棉布时连称“青蓝布”均有所不妥。以往论者主张“余利”已在清代前期出现 ,由帐簿所载可知 ,“余利”至迟在万历中期已经出现。该染店除了合伙人出资外 ,也吸纳社会资金 ,而且社会资金还略多于合伙人资本 ,但合伙人所得利润远较社会集资的比例为高。染店经营年利接近 2 0 % ,大大高于当时一般商业利润的“什一之利” ,但历年支用大于投入 ,生产规模到后来反而不断缩小 。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 ,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 ,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 ,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 ,到内商之有力者 ,到囤户 ,到纲商 ,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范金民大约自明中期起，著名的地域商帮如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江西商人和龙游商人等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在苏州西南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和东山，也崛起了一个四出经营、颂之人口的洞庭商帮。就兴起...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

明清时期的各地地域商人 ,在江南刻书印书 ,贩纸贩书 ,收藏书画彝器 ,繁荣了江南文化 ,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商人作为文化投资者的角色应予重视。商人建戏馆 ,请戏班 ,捧名角 ,赞助戏曲演出 ,推介戏曲流派 ,使得江南戏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各地商人建造了数百所寓有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 ,崇拜寓意各异的地方神灵 ,从事各种民俗活动 ,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 ,在江南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各地商人长袖善舞 ,与江南达官名士觥筹交错 ,以厚资博高名 ,各有所好 ,相互利用 。

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在农业种植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农民将生产的重点由粮食作物转向了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经营结构上,为了交纳赋税,维持再生产,农民将重点由农业经营转向了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主要不是传统的男耕女织,以副补农,而是以交换为前提的小商品生产。在这种生产中,两极分化不断出现。由此反映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农村经济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作为商品交流、交换中心的市镇,就是在这种生产前提下产生和扩大的。市镇繁盛的程度、分布的密度与当地经济发展大体成正比,也反映了这种变化。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 ,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 ,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通过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内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 ,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 ,通常经由江南转输 ,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大宗商品 ,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 ,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