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税收征管的功能转型与法治因应——以欧盟税务人工智能实践为切入点

税收征管智能化转型虽然加强了税收征管能力,但新征管技术尚未与税收法治实践充分融合。有关税务机关败诉的案例表明,当前税收征管智能化存在三重风险,即数据采集系统目的模糊、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不畅和智能分析结果适用受限。基于欧盟各国税务实践可以认为,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实质是从个案导向转为风险导向,并通过规范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予以制度化。由于欧盟数字法律框架实际上将税务人工智能排除在外,税务人工智能高度依赖各国自我监管。因此,我国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应当授控结合,及时在传统税收征管法律框架内嵌入数据采集系统明确机制、风险管理系统控制机制、智能分析结果监督机制,以促进税收征管技术与税收法治在人工智能时代形成有效协同。

消费者评论自由权在电子商务中的司法保障——来自美国消费者评论自由法的启示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评论重要性凸显,消费者的评论是对电子商务市场更加具体的监督。但是,网络评论质量良莠不齐、真伪难定,难以通过相关评论获取足够的真实信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难以应对电子商务交易虚拟性的特点,无法保障买卖双方间的信息对称。如不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评论自由,经营者间"刷单行为"等竞争手段只会更加恶劣,最终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针对我国现状,借鉴美国经验,有必要法律确定消费者"评论自由权"、明确评论的范围及尺度、鼓励行业自律监管,以保障消费者的评论自由。

反思与重构:成品油税目具体化路径之优化

在"悦达公司诉常州市国税案"中,"生物重油"的定性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成品油税目范围的不确定。国家税务总局通过规范性文件具体化税目具有正当性。但现有路径因"一事一议"模式下的反复修正,类推适用的一般化缺乏一贯性,形式上极不稳定。又因成品油实质及消费税立法宗旨等因素的忽略,导致规范性文件内容实质存在问题。加之,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尚不完善,纳税人只得承受实质之不公。为了税收执法中征税范围的确定,具体化税目时应禁止"一事一议"模式,适当限制国家税务总局解释权;允许纳税人参与税务行政解释制定过程,以期减少文义冲突;并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实质性审查,限制类推适用一般化。

共享经济下兼职收入的税法规制--兼评《法国共享经济税收法案》

共享经济正快速发展,而现行税制难以回应。法国税法创设出一个新的标准应对此类兼职收入,不仅简化了税制,保护了竞争秩序,还及时地平衡了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异。基于所得税制改革的目标与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我国有必要在税制改革中回应此类收入。而僵硬的税目标准与难以获得的涉税信息是现行税制面临的主要困境。结合法国的创新与经验,我国可以从涉税信息的获取出发,着眼于税收公平的实质,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及时回应:在征管程序上完善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增加相关平台的信息报告义务;在实体税法中或增加税目、或另行计算,使此类兼职收入的税收监管简化,以应对这一新兴经济模式。

迈向地方税的消费税改革:制度基础与风险防范

中国正推进消费税改革以健全地方税体系。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必要性问题,而忽略体系性方案之构建。《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仅授权国务院进行消费税改革试点,实际上回避了改革的核心问题,仍属于"税制平移"。在减税降费背景下,消费税改革将有助于促进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问题为,在不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消费税如何改革才能引导地方政府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以表达其利益诉求,最终健全地方税体系。而将现有税制直接平移为地方税可能会产生诱发地区间恶性竞争、加剧地域发展不平衡、扭曲地区产业结构的风险。为使改革更具针对性,首先应依据核心目标划分消费税税目类别,使具体目标与税目相对应;其次根据税目类别设计征收环节,尽量避免税制目标被地方政府竞争税收所影响;最后根据税目类别与征收环节设计收入分配方案,避免加剧地域发展不平衡。

从双重领导到垂直领导:省域税务机关管理体制的最终走向

国税地税合并后,省域税务机关采用了双重领导模式。由于具体设计较为模糊,且依据不明,需要反思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自分税制改革开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改革的核心地带。为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性,国务院决定分设地方税务局。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扩张,最终实行双重领导模式。实际上,此次改革后的省域税务机构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分支机构,对其采用双重领导模式的原因也在于激励地方积极性。但随着税收征管技术的进步,税收法定主义的逐步落实,利用双重领导模式激励地方积极性的效果已越来越不明显,垂直领导模式更加有利于税收治理的现代化。故双重领导模式只是暂时的,并可预见,未来省域税务机关必定会回到垂直领导模式。

增值税抵扣权入法热的冷思考

增值税抵扣制度在维持税收中性、转嫁税负、保障纳税人的税收公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税法层面构建一种"抵扣权"存在诸多风险。由于税收中性对抵扣制度及发票管理的依赖,其始终存在权利化悖论。通过权利构建无法完善抵扣制度的核心内容,反而会迷失改革目标、误导改革方向、掩盖问题实质。实际上,抵扣制度的完善应当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的指导地位、避免僵化的"以票管税",并需要重新解读抵扣链条完整性的内涵。因此,当前增值税抵扣权入法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仍需继续讨论。

取道“项目化管理”:中国税收应急治理的功能主义进路

税收应急治理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措施之一。现有税收应急治理目标定位不明、责任分担不清、绩效考察单一,整体上表现出"碎片化运作"特征,不利于治理任务的圆满完成。在功能主义税法观下,税收应急治理应注重处理过度技术化与回应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此理论指导下的"项目化管理"借助目标导向管理、资金专项运作、绩效综合考察的特点,能够有效回应"碎片化运作"的实践问题。为提升治理能力,税收应急治理应基于社会实际需求明确治理的整体定位与具体目标,基于任务拆解从资金流向的角度重新分配治理责任,基于治理责任的项目化绩效考核监督治理实践,最终实现税收应急治理的责任分担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调适。从功能主义观之,积极建设及维护税收汲取能力是保障税收应急治理有效性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宽进严管”背景下市场主导型信用监管模式的域外考察

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发达国家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体制的形成及具体表现三、对市场主导型信用监管模式的评析四、结语一、问题的提出从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的重大决策,到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先照后证”改革、推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企业年检制度等,同时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加强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完善信用约束机制,把信用监管作为实现“严管”的一个重要举措,这实乃由“严进宽管”走向“宽进严管”的蜕变之举。

中国式增值税现代化:初始动力、政治逻辑与推进路径

优化增值税制是新时期建设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为此,立足于中国式增值税现代化的典型事实,考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功能变化,统合外部税制结构与内部制度设计,探索新时期增值税法的应然定位与优化方向。当前,在中央财政控制力与地方政府积极性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中国增值税法设计的核心议题。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种约束,中国复合税制重建必须依赖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在平衡地方财力与中央财政控制力的过程中,增值税促进中央税权集中的功效被不断地放大与强化,并使得中国最终形成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体系。在现行税制结构下,欲稳定地方财力并维持中央财政控制力,必须继续借助增值税维持税权集中,推进中国式增值税现代化。鉴于此,中国增值税法应从“先分成后集中”转变为“先收税再分享”。具体设计如下:增值税朝中央税定位方向全面调整,继续采用生产地原则征税,最后按照消费水平在地方政府之间分成。

算法治税:人工智能时代税收治理的范式优化与架构设计

数字经济的崛起正加剧征管资源有限性与纳税人生产活动复杂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以数治税不应只关注纳税人遵从度指标。当前税收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征纳成本,减少监管障碍。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税已成为税收治理的必然趋势。通过税务执法智能控制机制降低税收执法成本、通过税收政策智能推送机制改善税收遵从成本、通过税务风险智能监管机制重构税务监管思路,算法治税将实现税收治理质的飞跃。随着算法治税的基本思路被税收征管改革文件明确,当前阶段应在宏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地位,在中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价值位阶,在微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规则,以确保算法治税顺利嵌入现行税收行政体系。

从临时措施到贸易保护:欧盟“数字税”的兴起、演化与省思

"数字经济"应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成为世界各国探讨的问题。从兴起背景来看,欧盟"数字税"的制度初衷在于,作为临时措施以填补长期方案落实的"空窗期"。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数字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税负不均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各国通过单边措施推进"数字税"的依据。从法国"数字税"实践观之,相关课税要素的设计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无论被定性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数字税"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从国际税制角度来看,单边"数字税"只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短期来看,中国既要及时更新税法规则回应数字经济,也要防备"数字税"外衣下的"非关税壁垒";长期来看,良好的税制设计才是税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回到问题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新型服务贸易壁垒:“数字税”的风险、反思与启示

国际上并未就应对数字经济的税制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法国、德国等国家积极推进"数字税"的现象值得反思。从制度逻辑来看,三种临时措施均围绕"重要经济实体"展开。法国"数字税"有效性尚待检验、增加税收不确定性,但其既能扰乱他国数字产业发展,又可保护本国数字产业。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区域较为集中的特性,"数字税"构成事实上的税收歧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内,"数字税"的歧视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无法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必然构成一种新型服务贸易壁垒。在国际层面,中国可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应对数字经济的税制区域协商;在国内层面,中国应继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培育数字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网络虚构交易的税法因应

我国正积极优化营商环境以推动公平竞争.网络虚构交易作为新兴商业策略,目前正被网络经营者滥用.已有研究多侧重关注如何维护竞争秩序,而较少关注税制因素对竞争秩序的影响.理论上,网络虚构交易所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均可申请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鼓励网络虚构交易的发生,事实上构成了对守法经营者的税制歧视,最终会扭曲电子商务的竞争秩序.为配合营商环境的优化,税法有必要按形式外观限制相关税款的退税,限制相关成本费用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进行扣除,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应对网络虚构交易保持警惕.从呼应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来看,税法的竞争中立这一议题不应被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