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关系交易与网络生产——以皖南某种养大户为例

以关系交易为理论出发点,本文分析了家庭规模化经营何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和乡土社会双重背景下存续的问题。研究发现:第一,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大户保留着传统小农的某些特征:保守求稳,蛮干死做,过于依赖个人和家庭劳动力;但与此同时,其经营行为也在由"求稳"逐渐向"谋利"、由"农民"向"老板"转变。第二,家庭规模化经营行为嵌入在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中。农业大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与自己关系远近亲疏的交易对象实行差异化的交易策略,并建构一套较稳定的生产网络。第三,尽管"嵌入式经营"可以为农业大户带来便利,但也会约束大户的行动,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此外,农业大户处于"一对多"的关系格局中,所经营的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并非静态的,而是有一个动态转化的平衡,许多工具性关系通过大户的维持成为情感性关系。为了维持整个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就需要大户花费更多的精力维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土地流转中农民“怨恨”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苏北X村土地流转实践的思考

基于怨恨理论的视角,本文以苏北X村为调查案例,分析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怨恨"情绪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动员策略不当,构成了对农户的现实伤害;土地资源及利益的分配由"平均主义"转向"精英垄断"形成的比较,成为农民怨恨的起点,由此而导致的公正失衡成为怨恨的最初形态。同时在农村社会中,各类资源的稀缺、利益诉求无望,在部分弱势农民心中催生出强烈的无能感,经过长期积累和乡村社会的扩散机制,最终形成一种弥漫的怨恨情绪,留下了极大的社会隐患。因而,要处理和化解土地流转中怨恨情绪,需要从生成机制的各个环节寻找"良方"。

村居双拉力模型:中原纯农区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以PZ社区为例

综述了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文献,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及"半工半耕"代际分工生计模式的普遍化,在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传统推拉模型已无法全面揭示新时期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河南省新乡市PZ社区为例,采用搬迁者理论视角,发掘中原地区纯农区的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首先,在就地城镇化中存在着社区拉力、农村拉力和中间传导拉力3个因素;其次,中间传导拉力与社区拉力存在乘数关系,成为搬迁者对于社区拉力的直观判断,由于这种信息的间接性,村民对于就地城镇化的搬迁理性判断成为"熟人社会"中村干部所传达信息的感性判断;最后,形成就地城镇化动力核心的是社区拉力和中间传导拉力下叠加构成的拉力因素和农村拉力因素的博弈。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的重要指标。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其惯性,市民与农民工虽然同属城市环境,但彼此在生活境遇、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而带来的歧视与排斥,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进而在两群体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中国社会当下正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