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CD25^+Foxp3^+T细胞与肿瘤及器官移植研究进展

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是新近发现的一种抑制机体疾病的一种调节性T细胞。CD4^＋CD25^＋调节性T细胞可以调节机体T细胞稳态,抑制机体免疫耐受、肿瘤增殖和转移、控制感染及移植免疫耐受等作用,是肿瘤进展和转移的重要标志。转录因子叉头（Foxp3^＋）的表达在CD4^＋CD25^＋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成熟及发挥抑制功能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是其重要的标志物。

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腹腔内吻合技术改良对短期结局影响研究

目的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病人采用不同取标本位置对腹腔内和腹腔外吻合术后短期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收治的728例行右半结肠切除术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行腹腔外吻合474例,腹腔内吻合254例。2021年8月前,采用延长左上腹主操作孔取标本,行腹腔外吻合359例,腹腔内吻合154例;2021年8月后,采用延长中下腹观察孔取标本,行腹腔外吻合115例,腹腔内吻合100例。采用倾向性评分逆概率加权法(IPTW)对同期组间基线特征进行平衡,比较标本取出部位改变前后不同吻合方式病人术后短期结局情况。结果(1)采用延长左上腹主操作孔取标本期间,与腹腔外吻合组比较,腹腔内吻合组病人手术时间延长,总并发症、腹腔感染、腹腔感染(不含吻合口漏)、手术切口感染发生率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采用延长中下腹观察孔取标本期间,与腹腔外吻合组比较,腹腔内吻合组病人清扫淋巴结数目增多、手术时间延长、术后住院时间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总并发症、Clavien-DindoⅢ~Ⅳ级并发症、腹腔感染(含或不含吻合口漏)、吻合口漏、手术切口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在腹腔内吻合病人中,与取标本位置改良前相比,改良后手术时间缩短,术中出血减少,术后住院时间缩短,总并发症和手术切口感染发生率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取标本位置由左上腹主操作孔改为中下腹观察孔,腹腔内吻合病人手术切口感染发生率显著下降,故应避免经主操作孔取标本,以降低手术部位感染风险。

食管空肠两层半吻合在胃癌根治术中应用的安全性: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单臂研究

目的探讨食管空肠两层半吻合在根治性全胃切除术中应用的安全性。方法本研究是由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普通外科自2021年6月发起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单臂队列研究(研究名称:CRAFT研究,临床注册号:NCT05282563),参与的中心包括南阳市中心医院、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洛阳市中心医院、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漯河市中心医院、鹤壁市人民医院、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安阳市肿瘤医院、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和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病例入组标准:(1)术前胃镜确诊胃腺癌;(2)术前影像学评估可行R0切除;(3)术前评估无手术禁忌证;(4)术中计划行食管空肠吻合;(5)患者自愿参加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6)体力状况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0~1;(7)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Ⅰ~Ⅲ。病例排除标准:(1)上腹部手术史(腹腔镜胆囊切除史除外);(2)胃部手术史(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除外);(3)妊娠或哺乳期妇女;(4)胃癌合并症(穿孔、出血、梗阻)行急诊手术者;(5)5年内出现过或同时患有其他恶性肿瘤;(6)患者6个月内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如心绞痛、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等;(7)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可能影响到患者参与研究。病例剔除标准:(1)无法完成根治性胃癌切除术;(2)术中未行食管空肠端侧吻合;(3)无法行食管空肠吻合口加固。食管空肠吻合口加固方法:开腹手术使用倒刺线或3-0可吸收缝线,连续全层加固吻合口1周然后进行吻合口浆肌层包埋1周,每周平均缝合6~8针。腹腔镜手术,自吻合口前壁偏左侧采用逆时针全层缝合加固,缝合至吻合口右后方时,向右侧牵拉空肠残端,适当翻转吻合口继续完成后壁加固,缝合间距5 mm左右。全层缝合1周后继续逆时针缝合完成浆肌层包埋。根据纳入、排除和剔除标准,连续入组自2021年6月开始,于以上12个中心接受胃癌根治术并于术中行食管空肠两层半吻合的患者临床病理及围手术期资料。主要观察食管空肠吻合的安全性指标(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及相关处理),次要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术后恢复(术后排气时间、进食时间、住院天数)及随访情况(生活质量采用Visick评估)。结果截至2022年9月,共45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355例,女102例,年龄(60.8±10.1)岁,体质指数(23.7±3.2)kg/m2;肿瘤位于胃上部294例、胃中部139例、胃下部24例;肿瘤直径(4.3±2.2)cm。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经腹手术352例,经腹食管裂孔手术25例,胸腹联合手术80例;近端胃切除48例,全胃切除409例。全腹腔镜53例(11.6%)、腹腔镜辅助189例(41.4%),开放手术215例(47.0%)。术中中位出血量200(10~1350)ml,手术时间(215.6±66.7)min,食管空肠吻合口加固时间(7.3±3.9)min,其中腔镜下加固时间(17.6±1.7)min;开腹加固时间(6.0±1.2)min。术后排气时间(3.1±1.1)d,术后中位造影时间6(4~13)d,术后进食中位时间7(2~14)d,术后住院(15.8±6.7)d。共有184例(40.3%)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食管空肠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为2.2%(10/457),其中4例(0.9%)吻合口漏(亚临床漏和临床漏各2例),均经保守治疗治愈;另6例(1.3%)为吻合口狭窄,2例分别于术后21 d、46 d经内镜下球囊扩张治愈,其余4例改变饮食方式后好转。全组均无术后吻合口出血的发生。非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为38.1%(174/457)。中位随访时间10(3~18)个月,术后3个月生活质量Visick分级,Ⅰ级89.1%(407/457),Ⅱ级7.9%(36/457),Ⅲ级2.6%(12/457),Ⅳ级0.4%(2/457)。结论胃癌根治术中应用食管空肠两层半吻合安全有效。

IL-6和IL-8在正常胃组织、胃溃疡及胃癌组织中的表达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IL）-6和IL-8在正常胃组织、胃溃疡及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正常对照组（33例）、胃溃疡患者（30例）和准备手术的胃癌患者（52例）血浆中IL-6和IL-8的表达水平,并随访胃癌患者术后1周的IL-6、IL-8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周围正常组织（45例）、胃溃疡组织（35例）和胃癌组织（45例）标本中IL-6和IL-8的表达.结果 胃癌患者（术前和术后）血浆中IL-6、IL-8的表达明显高于胃溃疡和正常对照组（均P＜0.0l）,胃癌患者术后IL-6和IL-8水平较术前明显降低（P＜0.01）.癌周正常组织、胃溃疡和胃癌组织中IL-6和IL-8蛋白阳性表达率依次上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8.87,P＜0.01;x2=42.23,P＜0.01）.结论 IL-6和IL-8在胃癌患者血浆和胃癌组织中均表达上调,检测患者血浆和病理组织中的IL-6、IL-8水平有助于判断病情和评估预后.

直肠间质瘤临床病理学及外科治疗的研究进展

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GISTs)是消化道最常见的间叶组织来源的肿瘤,其标志性地表达KIT蛋白(CD117),目前研究认为KIT或PDGFRα(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α,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alpha)基因突变导致了GISTs的发生。直肠间质瘤发病率非常低且多为偶然发现,但其多数属于高危组、易复发和转移。外科手术是治疗间质瘤的最主要方式,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的出现,使无法切除或者转移性GISTs的治疗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GISTs的诊治需要包括外科、肿瘤科、病理科以及放射科等多学科协助共同完成,首先对疾病进行初期评估,术前术后的管理,而后对预后进行随访。通过术前的靶向治疗进行减瘤,优化手术的时机,术后TKIs规范化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延长其生存时间。本文对直肠间质瘤临床病理学及外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抗PD—L1药物在晚期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程序性死亡分子1（PD．1）及其配体1（PD-L1）在肿瘤细胞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消除中发挥重要作用。小鼠肿瘤模型给予抗PD—L1单抗呈现明显的宿主抗肿瘤反应。目前，PD-1／PD-L1信号通路的免疫治疗药物在多种传统方法治疗失败的肿瘤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且不良反应较小，为晚期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程序性凋亡分子1及其配体信号通道对调节性T淋巴细胞及肿瘤细胞的影响

程序性凋亡分子-1（PD-1）及其配体（PD-L1）是抑制性共同刺激分子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多种肿瘤细胞及其相关细胞表面高表达,而肿瘤浸润的T淋巴细胞中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的比例也异常升高.PD-L1与PD-1结合和Treg帮助肿瘤逃避免疫清除减弱了免疫应答和诱导免疫耐受.最新研究发现,PD-L1分子是诱导型Treg（iTreg）发育和功能维持的重要分子,PD-L1信号可将初始CD4^＋CD25^- T细胞转化成iTreg,发挥免疫抑制作用.对PD-1信号通道的研究可为抑制肿瘤免疫逃逸临床应用中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更好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