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也“桃源”，终也“桃源”──王维心灵历程的再探和前后分期说的质疑

始也“桃源”，终也“桃源”──王维心灵历程的再探和前后分期说的质疑荆立民建国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常常用不同的语言重复一个论断：王维的一生以开元二十四年（即李林甫取代张九龄为中书令的那一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维，“热衷政治，奋发有为”。象初盛唐...

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白居易对中唐虚美文风的批判及其他

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作家,既不能在丑恶现象面前保持沉默甚至美化痈疽,也不能单凭义愤,把现实涂抹成漆黑一团。他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双重职责,驭好自己的“两驾马车”。在这一点上,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对中唐虚美文风的批判和他的讽谕诗创作,向我们提供了若干具有借鉴价值的历史经验。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

论白居易的人性观

用抽象的共同人性观,去观察、认识、分析和反映客观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社会,只能导致谬误。今人如此,古人也如此。今人的这类谬误,应当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切实纠正。古人的这类谬误,今人则应引为深诫。一我国的古代作家,自然不可能具备明确的阶级观点,但是象白居易这种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套共同人性理论,且自觉运用这套理论构成自己文学见解基础、支配自己创作实践的诗人,也属罕见。白居易认为:亿兆之人,虽分属不同群体。

时代呼唤老字号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求商家讲究商誉和知名度,所谓商誉和知名度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老字号和名牌本身就是一笔财富,称它为无形资产是因为它的价值不是固定的,是随着产品获利的能力的大小而增减的。扶持老字号的意义就在于以产品为载体,开发利用它的无形价值,使其最大限度地增值。一、扶持老字号需要花本钱,但是这个本钱值得花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

本文以李白的游仙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为依据，颇为深入地论述了盛唐诗人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以外的另一种人生追求──淡泊名利，皈依自然，寻求另一片自由自在的人生天地。并揭示了这“另一种人生追求”与道、释之间的思想渊源，指出这种人生追求与那种消极避世的衰世、乱世的绝望的哀吟不同，它同样是封建盛世所激发起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理想追求。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

最近几年,随着某些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人们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讽谕性质,越来越趋向于否定。有的文章甚至说:“在这首长歌中,除了爱情,再无其他。”《长恨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否存在一个讽谕主题,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脱离开《长恨歌》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而以某种常常只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外国文学的新潮理论去附会,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前后发展、作者感情的前后变化,孤立地对作品作肢解式的剖析,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

“亲风雅”—唐代诗歌批评的一项基本标准

谈到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研究者们分析出若干原因,然而有一个原因,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诗歌批评的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一唐代诗歌批评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创作题材和创作内容上,明确提出并合理掌握一项基本的批评标准——“风雅”标准。陈子昂以“风雅”、“兴寄”革除齐梁遗毒的“采丽竞繁”;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以扫荡“艳薄斯极”的梁陈诗风、恢复“风雅”

“脱离现实”辨——再论山水诗的历史地位和产生的原因

在各类题材的诗歌中,山水诗历来被视为“脱离现实”的作品,在为数众多的诗人中,山水诗人历来被视为“脱离现实”的作家。这种责备,表面上看去,似乎有理:当战乱纷起,生民涂炭,政治腐败,国步维艰的时刻,诗人却躲入碧水青山之间,“浮舟往来”,“啸咏终日”,这不叫作脱离现实,又该叫作什么?但是,紧跟着这种责备,却也跑来了两个回避不得的问题: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所反映或者所应反映的“现实”,是否仅仅限于社会现实?如果古代诗人个个执著和奔忙于“国之利弊”,“民之休戚”,会不会有山水诗的产生?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王金焕，荆立民最早提出大历、王维一脉相承这一观点的是高仲武和司空图。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钱起“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内雄”。他在介绍郎土元时又说：“右丞以往，（郎）与钱（起）更...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向古代文学教师提出的严肃要求。我国古代文学本身就蕴含着薰陶人们思想感情的巨大力量。它的那些优秀篇章历来是中华民族道德、理想、情操和爱国主义方面的良好教材。它在漫长演变过程中积累、提供的丰富历史经验,对于促使当代青年的思想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前进,也显然不乏启迪、诱导作用。因此,社会主义课堂上的古代文学教学,决不能成为单纯的学术传授。

再议王维晚年的山水诗

对于王维晚年山水诗的评价,建国以来,渐渐形成两个极端:一类文章贬得很低,干脆把它们说成是“对自然景物的直观摹写”,而王维本人也只是“以能引起生理快感的态度去接触大自然”。另一类文章则把它们抬得甚高,评论者们单纯地从政治思想角度探讨这些诗的积极意义,尽量肯定它们对于读者的直接思想教育作用,如“能够激励人们向上的情操”,“在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等等。

“亲风雅”——唐代诗歌批评的一项基本标准

本文在唐代诗歌繁荣发展的背后,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原因:诗歌批评的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文章认为,唐代诗歌批评对“风雅”标准的坚持和灵活运用,不断调整偏颇,形成了显明的“风雅”精神,从而使唐代诗歌既有了直面现实反映社会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未限制题材流派的多样化。

怎样评价自居易的诗论?

建国以来,用最美好的语言评价白居易,似乎已成为无庸置疑的习惯。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中期,“石破天惊”,有些论者忽然又把这位被人捧至天上的诗人拉到地下,干脆说他的诗歌见解“根本不是现实主义诗论”,在这种见解指导下写出的讽谕诗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这两类论断,表面上判若云泥,实则同出一源。它们的持论者都是主要依据当代文学气候变化升降古人价值,都是被同一个当代文学口号牵着鼻子走。而这样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只能导致对白居易这位古代文学巨匠的评价,不正常地大起大落,使人们对他的认识失掉起码的稳定感。

李白《北风行》再议

《北风行》是李白幽州之行的最后一篇作品，应该把《北风行》同李白幽州之行的全过程联系起来考察。《北风行》的情调风格、思想倾向与幽州之行的其他诗篇判若云泥，这耐人寻味的异变，清楚无误地表明一直沉浸在幻想中的李白终于蓦然醒悟，在极短时问内察觉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想到危乱将至的极度忧虑和焦急，几近于火山爆喷的感情是他当时特定心理状态的反映，也是符合李白性格的．

加快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化基地的示范引导功能明显增强,高新技术骨干企业集群初步形成,推动了重点领域集成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存在的问题是核心技术薄弱、产业规模小、研发投入不足、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加快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要创新工作机制,二要拓宽融资渠道,三要完善产业载体,四要优化发展环境。

批判《长恨歌》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

近年来,在关于《长恨歌》的讨论中流行着相当多的“抹煞阶级界限”的观点,为了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古典诗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它在今天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一周来祥同志在《关于【长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论》一文中说:《长恨歌》的主題思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