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佛传文学

敦煌留存有大量造型艺术及文字资料,公元4世纪左右,最早期的敦煌壁画中便已有了与佛传故事相关的内容。从佛传类壁画和写本中,可以探知统治者和宗教人士传教的目的,以及宗教徒的关心点所在。壁画和写本多取材于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佛传故事,传承的依据是从佛经中摘录出来的抄略。公元9—10世纪,口传佛传故事逐渐被整理为讲唱文本。壁画、口头传承、讲唱文学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流传开来。

日本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叙述

纵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成果,可以发现,日本在从江户时代向近代学术过渡的过程中,继承了近世学问体系。各个学术圈之间是有樊篱的,各位先辈学者的论稿显示了佛教文学研究是如何逐步超越领域隔阂,并随着敦煌、民俗等新资料的增加,日益展现出各个学问圈谋求共通认识的过程。近十年来,国内外的共同研究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主流。

论敦煌本《涉道诗》的作者问题

敦煌写本p386 6所记李翔《涉道诗》二十八首 ,曾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热情注意 ,但对其作者之推论迄今未有明确说法。本文在弄清唐代佛道思想传播趣向的基础上 ,依据作品描述的具体地理环境 ,考以《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佛祖统记》等史料 ,认为所谓“李翔”者当属“李翱”之讹写 ,这些诗歌的作者最有可能即是韩愈的门人李翱。

九、十世纪的通俗讲经和敦煌

由敦煌文献的统计来看,有关讲唱文艺的作品的数量,在九、十世纪的写本中突然明显地增加了,比如,故事略要本、讲唱体写本大概都集中在10世纪的文书里。在此笔者将探讨发生这种情况的理由。笔者认为,讲唱文艺的发展与唐代佛教的演变有一定关系,唐代的通俗讲经等讲唱,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佛教通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敦煌以外的文献记载里能够看到的通俗讲经的记载都集中在九世纪中期。这样一来,敦煌与中原的佛教界似有几十年的时差。这点与敦煌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敦煌与中原之间有两次(787—848年、905—914年)交流中断的时代。笔者在本文里,把这些敦煌的历史、地区的佛教特征以及民间佛教活动结合起来考虑,来探讨故事略要本、讲唱体等文献的产生问题。

敦煌本十齋日資料與齋會、儀禮

第一節前言'十齋日'指的是天王或神將從天上下來巡查的十天,在每個月中有固定的日子,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由此在家佛教信徒當日要反省自己的行爲,受持八關戒並精進潔齋。'十齋日'的宗教意義。

遊僧與藝能

一前言筆者已經多次論述過:9、10世紀前後開始的宗教儀禮的變化,其影響波及此後的中國通俗文學、通俗藝能。講經文、變文得以產生,並由此演變發展成話本、説書、小説等,還有經雜劇、元曲演化成後代的戲劇等,可以説這些都是通俗文學、通俗藝能在傳承過程中的一部分。

敦煌本“庄严文”初探——唐代佛教仪式上的表白对敦煌变文的影响

前言 在研究界里，法会仪式和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们的注意，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就开始研究了。最早入手的是罗振玉氏，罗氏在《敦煌零拾》（1924）一书里，用“佛由”的名称来介绍了他所藏的三种讲唱文学作品，即现在所谓的《维摩经讲经文》、《降魔变文》、《欢喜国王缘》，

敦煌变文覆录刊本资料的演变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四万多卷文献，是中国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在研究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使不少原来云缠雾绕的问题得以一窥其斑。比如，宗教方面关于隋代三阶教的研究，矢吹庆辉氏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有关三阶教的资料，经过一番研究以后。

關於BD00876《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一些問題

作者在詳細調查國家圖書館所藏BD00876《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基礎上,推測該寫本是爲了寫供養經所做的練習,或作爲草稿紙而用的,而其所據底本是帶圖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