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性方法论中的美学研究实践--评林季杉的《美学前沿问题研究》

《美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通过独特的间性方法论研究美学问题,它以美学的存在为基点,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一系列追问,即何谓美、何谓美感、美何以致。其中,对美何以致的思考须进一步延伸至何以实践美、提升美的维度。该书作者将思想意识作为一种方法论,实现了美学研究方法论和思想意识的同构性,将认识论转向存在论、本质论转向生成论,通过建立独特的美学间性方法论结构,以展开对美学存在之意义的沉思,引领人抵达美学的必然与自由。

成长、回归和人性之美——读薛涛《桦皮船》

薛涛是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长篇新作《桦皮船》以桦皮船制作工艺为起点,讲述了儿童乌日的成长历程。在充满惊喜与惊险的旅程中,乌日实现了自身的成长蜕变,与之相关的人与物也实现了肉体与精神意义上的返乡之旅。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在主题开掘上颇具匠心。《桦皮船》显现了作者一贯秉持的儿童文学创作立场,可以在激发读者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深层次的生命思考。

“地方性”写作的多种面向:新世纪湖南诗人片论

新世纪以来新诗写作甚为繁盛,但仍难免读者对其现实性、诗意不足的指责。“地方主义”诗歌运动,有力地回应了这一问题。代表性诗人为湖南的谭克修、路云和草树,三人的出发点比较一致:诗的“地方性”强调生活不在别处,具有真实经验的生活地域或文化空间才是文学世界的展开之处。城市规划设计师出身的谭克修,是运动的发起人,其写作主要面向“城市叙事”。路云则是面向湖湘文化在当代处境中如何延续屈骚传统?而草树对问题的思虑是哲学化的“:地方”甚至不是资源与方法,而是写作的本源、本体,生活世界、人与语言三者无法分割。另外,李不嫁、刘年诗歌的“地方性”,是一种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二人的作品已成为口语化新诗的标杆。

“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

当代诗歌的"标准"问题首先在于对"何为诗"的本体认识上的分歧,无"标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

散文诗: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高度

近年来散文诗写作成绩卓著。在散文诗领域,不分行的大诗、长诗,对于许多作者,即使不是必须的追求,也是自觉应当尝试的目标。这与作者对散文诗的使命感和文类的认识有关。散文诗是一种特殊而独立的文体,其叙事性和抒情性都较分行新诗特别,对作者的思想素质要求更高。当下散文诗领域,涌现出许多"大文本",在文化、哲学的深度上它连接着人类的知识前沿,在宗教、信仰的层面它触及到罪与救赎等基本的精神命题,在叙事上它传达的当代人的生存经验也极为深切,在抒情上能明显感受到写作者那磅礴的情感与超绝的想象。当代汉语诗坛,诗歌写作越来越趋向简单、平易。过去被人认为以写小感触、小场景为专长的散文诗,今天成了一种高度。散文诗作者也正努力重塑诗歌文学的叙事性和抒情性。到了该正视散文诗的成就的时候了。

影响、回应与再创造——1992年以来的“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汉语学界在"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其成果已相当丰富,199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被认为是此领域的奠基之作,1995年出版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为此领域国内学者的第一部专著。20多年来,此课题的研究,体现在"基督教对中国文学在思想层面的影响""文本层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更深层的原因"等方面的考察;同时,学界也开始对此影响有自己的回应和诗学上的再创造。研究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而最大的回应与再创造,莫过于新世纪以来中国自己的"基督教文学"的兴起及相关研究。在此课题的研究发展中,路易斯·罗宾逊、马利安·高立克这些海外学者的著述,也为内地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本体话语与问题诗学——王光明的诗歌批评之旅

伴随着文化转型期对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和角色认同的审慎反思,王光明的文学批评有一个从“中心”意识向“边缘”立场、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向,确立了发现“问题”、深化“问题”、开放“历史”的诗学方法。王光明的诗歌批评实践,从诗的本体之思出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轨迹:“本体之思→现代经验→现代汉语→‘现代汉诗’(诗之本体形态的命名)”。

“温驯”与凌厉——论骆英散文诗集《小兔子》

骆英的《小兔子》系列文本,其形式是散文,但言说方式却是诗。在文体上,把它看成"散文诗"更合适。《小兔子》的行文,多处是诗歌;整体上是意象化的方式;借助"蟑螂"、"小兔子"等"温驯"的动物意象,对现代人的形象与命运,展开了凌厉的批判。

试论闻一多诗歌写作的终结

中国现代新诗杰出的引领者、新月派的领袖──闻一多三十年代基本上中止了诗歌创作，这对于闻一多的一生、对于整个新诗史都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人试图从诗歌写作与现实生存的理想表达之关系、三十年代闻一多的生存境况、学者生涯对闻一多的意味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次深入探讨。

散文诗写作之于当代诗坛的意义

引言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和小说、散文、影像文化相比，诗确实遭到了公众话语的冷落。但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诗歌写作可以由此切实回到“个人”，回到一种文学写作应有的自然状态。当时代、社会不再对诗歌写作提供意义订单和价值承诺，诗人的写作只能是个人单独地面对自我与世界，作品的问世，除了自我心灵得到一定的慰藉，除了自认为在写作中又进一步认识了自我与世界，很难说还有更值得期待的价值。

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漫谈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论当代中国的基督教诗歌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学已相当繁盛。有人将这一类文学称为“灵性文学”,旨在强调人里面的神圣部分。基督徒诗歌与非基督徒诗歌一样,应追求美学上的公共性。以“文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写作是许多基督徒诗人的自觉追求。不过,对于基督徒诗人的创作,人们习惯以“宗教诗歌”轻视之。在文学的范畴内,“宗教”只是创作中的素材,因“宗教”而轻视以此为素材的文学,这种眼光是非文学性的。从文学的标准看,当代基督徒诗歌在经验和技艺上,有些是相当深切、复杂的。

“克服困难所得的喜悦”——闻一多《死水》集的写作学意义

写作是个体对生存和生命等根本困难的承担;在写作内部,则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之间的搏斗及最终的平衡。闻一多在《死水》集里呈现出一些生命中最根本的困难,如死亡、人的罪等,但在写作上他没有流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他以艰难的艺术形式来"克服"这些困难,寻求一种独特的诗美。《死水》集不仅对新诗在"诗形"与"诗质"上的寻求有意义,对于普遍的文学写作,亦是一个范本。

探索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维度——论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的诗学意义

厚达700多页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①(以下简称<演变>)不能说是王光明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但绝对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次颠峰体验.在重述中国现代诗歌的百年历程、在辨析"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互动关系的诗性言说之中,王光明尝试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汉诗"的诗歌本体话语的建构.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中文《圣经》语言与现代中国的“国语”目标

以和合本《圣经》为代表的中文《圣经》语言是文学性的语言,在"意思"之外,借助独特的句法、节奏、韵律,有比精确的"意思"更丰富的信息。而现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国语",一种在"文学"中淬炼出的民族共同语,和合本《圣经》在1919年出版不是历史的偶然,有丰富的神学意味,它可以作为"国语运动"的语言范本。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胡适一代人却与之错失。现在我们应当正视和合本《圣经》的文本价值和历史意义。

词语旅行与文化想象:晚清诗歌的一种现代性

晚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许多外来的"新"语词被广泛引入写作实践,但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其新的语言系统所带来的新思想是否与西方义理一致。必须正视文化碰撞中语言的"旅行"特征和诗歌自身的想象性特征。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在新的语词与西方义理的冲突当中、在由新的语言构成的意象系统和诗歌境界的冲突当中、在承载现代性的个体经验需求和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其为我们所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矛盾性。汉语诗歌也正是从新的语言系统的进入而引发问题,促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诗的发生,应溯源于此。

场景化与抒情性——刘春的当代诗歌批评

"70后"代表诗人刘春同时还是一位诗评家,近些年他逐渐展现出一个诗人对当代新诗史的个人化叙述。这种个人化首先体现为他在叙述新诗史时力图使历史"场景化",试图使人"回到"历史场景之中理解当代诗歌;其次是他始终坚持诗的抒情品性,以个人的感受谈论当代诗坛的"人与诗"、"词与物",使当代诗歌批评具有一种"原生态"特色。

论“潜江诗群”的崛起

一、'个人化'和'自由'的诗歌年代'潜江诗群'之成因,恐怕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文学写作与特定的地域、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也不易说清。但有些看得见的原因,还是值得一提。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诗歌和小说、散文、影像文化相比,确实遭到了公众话语的冷落。但对于诗歌写作本身,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诗歌写作可以由此切实回到'个人',回到一种文学写作应有的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