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产业协同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如何推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协同发展是我国在人口发展深度转型阶段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地吸引人口迁入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牵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探究服务业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十分重要。研究基于2011-2017年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服务业集聚出发,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将服务业中新零售这一新业态纳入考量范围,设计新零售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三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的异质性作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有促进作用并随人口净迁入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变为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却对人口迁移具有抑制作用,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二者未能形成良性共振;劳动力迁移则与新零售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关系,因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所差异,人口迁出地新零售业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回流,人口迁入地新零售业的发展并不利于人口迁入甚至会阻碍人口迁入。研究认为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抢抓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妥善安排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因地制宜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格外关键。

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与政府监管面临的困境——基于2010—2017年统计数据的耦合互动分析

我国进入“新常态”以来城市公用事业领域面临着巨大且真实的需求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需求不足只是表象,供求错配才是实质。基于2010—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本文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分析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和政府监管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及耦合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二者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效应,但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建立起联动模式;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暴露出的结构性难问题未以同步且有效的监管体系改革作支撑,这是造成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一度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因此,应以协调推进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监管改革为着力点,以重塑政府监管体系和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改革核心,重构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安排,重新审视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监管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强化二者的功能耦合与改革互动,尽快弥补城市公用事业发展需求与政府监管供给不匹配的“短板”,充分释放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新零售企业经营发展研究

新零售作为零售业增长的新动力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基于现有文献对影响新零售业企业经营因素的讨论,本文设计问卷并根据问卷结果使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从心理与社会、商品、消费场所和线上购物四个方面建立新零售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目前新零售企业苏宁成功经营的案例,发现其在心理因素和消费场所因素两方面完成得比较出色。在未来发展中,应着重考虑商品和线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