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生成逻辑及时代价值

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以其名著《乌托邦》名垂史册。其重点阐发的“乌托邦”社会思想是以社会秩序的现实批判为起点、以社会利益的平等分配为落点、以美好社会的整体建构为旨归的生成逻辑。这一生成逻辑也是“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民本性观念、整体性认识和批判性思想的彰显,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探寻莫尔“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生成逻辑,是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源时代价值的重要思考。

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文化阙如问题的理论回应与实践型构

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在20世纪特殊条件下自觉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开创了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但在十月革命前,围绕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文化阙如问题产生了分歧和论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从一定阶级文化要素积累能够为一定阶级革命准备条件的教条出发,固守俄国十月革命缺乏必要文化前提和暴力革命必然造成技术及文化破坏的逻辑,进而否定其他条件或因素对十月革命爆发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背弃。然而,列宁从分析十月革命与战争相连的特殊性、十月革命迫切任务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工农联合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了"政治革命是文化革命先导"的重要理论,并以此为逻辑,型构了文化革命复兴俄国的实践框架。

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的相异相通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贪图一己私利导致战祸不断,社会秩序崩溃,民不聊生。诸子百家以保民利民为出发点提出了各自的救世良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儒、墨两家是当时极为盛行的思想学派,儒家倡导以“爱人”为核心的“仁爱”思想,墨家则提出以平等互爱为根本的“兼爱”主张。“仁爱”与“兼爱”思想虽然在爱从何来、如何施爱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实现要求,但二者都强调对爱的追求,注重“仁义”至上和公利至高。历史地看,“仁爱”与“兼爱”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论瑰宝,对二者进行差异性与共通性分析,有益于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列宁关于人民文化话语权问题的逻辑进路与实践自觉

马克思主义认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它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主人,还必须能够有权利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所有文化领域中说话,即拥有文化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列宁从俄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革命,文化革命实质在于确保人民文化话语权实现的逻辑引领下,实际地领导和参与了人民文化话语权实现的动态过程,这既是列宁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雄辩证明,也是列宁对实现人民文化话语权实践自觉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