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由于连续的历史观假定主体具有先验奠基和构造事物的作用 ,所以 ,对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个论题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 ,是福柯反对近代先验意识哲学的理论前提。虽然都批判了以黑格尔历史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总体化的理性过程 ,但福柯与韦伯、马克思、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等人之间还是存在着颇多歧异。福柯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实是一种否定事物的本质起源并强调历史过程的间断性和个体化的非历史主义的历史。

意识是“我能”——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探究

针对经验论把世界看做"意识的状态"从而低估了意识,而理智论则把世界解释为"状态的意识"从而高估了意识这一情况,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意识不是"我思"而是"我能",旨在超越经验论与理智论。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直接影响了利科的"自身解释学"和福柯的"自身关切"的伦理学,在20世纪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

观念史因假定先验主体具有构建和奠基事物的作用而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大论题。作为话语考古学家 ,福柯极其怀疑和敌视这类历史主义及其基础主体。福柯把话语看作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话语作为实践 ,既是一个匿名的和历史的关系体系 ,又是那些把主体散布在大量可能位置和功能中的并合的、间断的和个体化的事件系列。因此 ,对话语所作的分析就无需参照先验主体。因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 ,就指责福柯拒斥和谋杀了历史。

莱维纳斯的主体伦理学研究

莱维纳斯并非现象学家,其聚焦于伦理主体的他者哲学,批判了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还要超越海德格尔存在论,从而摧毁了现象学的基础。他强调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要比胡塞尔主客体认识关系更加原初,从而抛弃了其现象学的意向行为—意向对象的结构,他还批判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此在说和共在说,建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启蒙的悖论及其出路

文章对近代以来由启蒙所带来的各种悖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并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梳理、比照和批判性的检讨,指出其各自得失,提出在伦理实践的层面上寻求走出启蒙困境的道路,从而避免对启蒙进行二元论解释。文章试图以卢梭晚年的思想和生活为例来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审慎"的"实践智慧",用以发掘我们这个时代的"启蒙"的意义。

福柯思想渊源梳理

福柯对哲学、史学、文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与他所受的多重思想影响的泽溉是分不开的。梳理福柯思想渊源对于理解福柯思想的发生和演变至关重要。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德国哲学,卡瓦耶斯、巴歇拉尔、康吉莱姆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概念哲学以及布朗肖、巴塔耶和马拉美的法国文学都对福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粗线条地勾勒出这些关联。

利科尔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差异

德国哲学与法国哲学之间的互动、对话甚至论战,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哲学的深入发展。在存在论、解释学和伦理学这三大方面,利科尔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构成了战后德法哲学互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哲学使命和侧重点。

福柯国家辖治理论评析

国家辖治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福柯通过考察国家从司法、主权到辖治的演变历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辖治及其对象"人口"问题上,剥夺了人们通常赋予国家及其权力的那种重要性,提出了受制于社会市场调节的国家辖治的适度性原则,挖掘了国家过度辖治以及当代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哲学根源——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从而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的向度。

文化与自然:从克拉底鲁到列维-施特劳斯

在文化与自然、自身与他人等关系问题上,虽然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致力于批判笛卡尔我思哲学和萨特的人本主义,但他并未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把结构与历史对立起来,而是遵循卢梭的人的科学的原则,提出了一种新人本主义;他的结构人类学具有反人本主义的思想实质和新人本主义的理论特点。在自然观上,列维-施特劳斯的见解显然与马克思不同。

主体与人称:利科新主体理论研究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确立了第一人称单数我思自我的主体地位,开启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探讨主体与人称关系问题的序幕。保罗·利科的《作为他者的自身》以语言哲学研究为开篇,包含了语用学和语义学两条进路,人称问题则始终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在语用学进路上,话语表达的主体在其言语中自称为“我”,并以此预设了对话中的“你”“我—你”的极性将第三人称“他”排除在外;在语义学进路上,“人”则作为基本殊相成为了我们所谈论的“他”,主体由各种谓词界定,“我”和“你”甚至无需出现。面对人称问题,语用学和语义学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态度,这也造成了两者对待主体有着不同的态度。利科的新主体理论采取“迂回”方式,致力于促成上述两条进路的交互融合,尝试在作为话语主体的“我”与作为基本殊相的“人”的交汇处,在“我—你—他”的融合处给出关于“谁”的问题的合适答案。为此,利科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阐明主体应当如何被认识,还应从语言角度回答“作为他者的自身”如何可能的问题。利科的语言哲学研究对其阐发新的主体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并始终与其回应主体疑难的目标相呼应。因此,聚焦作为他者的自身而非自我,并从主体与人称关系入手探究新主体理论,利科自身解释学中的语言哲学研究不仅为探讨自身与他者关系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路径,还为沟通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主体理论做出了创新探索。

辩证法抑或反辩证法?——梅洛-庞蒂论萨特的共产主义观

政治哲学不仅奠基于相关哲学理论,还受制于重要政治事件。萨特的现象学存在论侧重意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聚焦知觉,他们对莫斯科审判和朝鲜战争这两个二战后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不同的哲学思考。尤其是梅洛-庞蒂从《人道主义与恐怖》到《辩证法的历险》,经历了从“客观”评说东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向严词批评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对萨特的“反辩证法”立场和同情苏联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质作了全面剖析,从而阐发了其非共产主义的“模糊”态度。本质上,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梅洛-庞蒂的马克思主义“观望主义”,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是片面的。虽然梅洛-庞蒂断言辩证法的历险误入了歧途,但他的非共产主义模糊态度也未必就是正道。萨特和梅洛-庞蒂虽然对苏联共产主义持不同立场,但都未能解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留下的这些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各国实际情况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各国具体实践如何有机结合?如何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起来,探索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依然任重道远。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德里达运用三种解构策略对三位一体的在场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进行解构读解,旨在批判从柏拉图、卢梭和黑格尔直至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本质特征及其真理观和意义理论。虽然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在其所界定的文本的文本性内是有效的,但由于这种文本的文本性脱离了社会历史性就难免有其方法论缺陷。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既批判德国历史主义缺乏认识论基础,又反对法国和英国实证社会学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社会历史实在从而歪曲历史的做法。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旨在为历史哲学奠定认识论基础,把历史定义为记忆,探寻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追问历史的意义。由于在主要问题上与黑格尔、萨特和福柯等人存在着歧异,狄尔泰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历史的崭新维度。

利科尔的反思解释学及其与马克思的差异

利科尔的反思解释学宣称在受笛卡尔颂扬的我思与被尼采宣告为堕落的我思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哲学立场,旨在对哲学史上相互冲突的各种哲学解释实施辩证综合。利科尔的立场与马克思理论有着重大差异。

竞争抑或斗争:雷蒙·阿隆工业社会阶级理论探析

阶级斗争是社会转型、发展及至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如果说托克维尔通过设想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这两大对立体制来论述现代社会不断民主化的趋势,马克思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演变中结合人类实现全面解放的终极目标来阐发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阿隆则主要聚焦1950年代以来东西方工业社会中的阶级状况、阶级关系、阶级利益和阶级政权问题。阿隆既批评唯名论的阶级定义,也质疑现实主义的阶级定义,主张东西方社会既竞争又合作的阶级关系,强调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化”,而非“无产阶级化”。阿隆认为,虽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时常会发生利益冲突,但我们有目共睹的东西方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恰恰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能同时得到满足。阿隆不仅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包含旨在改变社会的政治暴力革命斗争,还预言通过革命获得合法政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将向西方市场经济制度靠拢进而发生变化。阿隆否认人类最终必将通向唯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主张与工业社会性质相符的多种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共存。总之,阿隆虽自认为深信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反思20世纪,但他就东西方工业社会而阐发的阶级理论却明显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性质。

食管癌术后维生素D联合肠内免疫营养对患者免疫功能调节的影响

目的探讨维生素D联合肠内免疫营养是否能提高食管癌术后患者的免疫功能。方法选择我院普外科2012年11月至2014年11月50例食管癌患者,根据入院顺序进行编号,使用完全随机化分组法将病例分为肠外营养(PN)组(n=12)、维生素D联合肠外营养(Vit D+PN)组(n=13)、肠内免疫+肠外营养(EIN+PN)组(n=12)和维生素D联合肠内免疫,肠外营养(Vit D+EIN+PN)组(n=13)。各组均于术后2 d开始给予肠内免疫营养或全肠外营养,维生素D均在术后马上补充。各组分别在术前1 d、术后4 d及8 d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Ig G、Ig A、Ig M)、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以及CD4+/CD8+),分析各组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Ig A、CD3+、CD4+、CD8+于术后4 d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Vit D+EIN+PN组的Ig A、CD3+、CD4+、CD8+分别为(2.48±0.62)g/L、(60.53±4.16)%、(32.89±3.65)%、(30.42±3.71)%,PN组分别为(1.78±0.49)g/L、(55.56±4.73)%、(27.89±2.68)%、(31.72±3.56)%。术后8 d,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各指标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Vit D+EIN+PN组各免疫指标分别为Ig G:(13.42±3.05)g/L,Ig A:(3.27±0.92)g/L,Ig M:(1.36±0.32)g/L,CD3+:(67.78±6.36)%,CD4+:(37.92±4.50)%,CD8+:(26.86±4.16)%,CD4+/CD8+:(1.48±0.32),在各组中免疫增强效果最为明显。结论维生素D与肠内免疫营养均具有增强免疫之效果,两者联合用于食管癌术后可获得更好效果,减少感染的发生。

胃癌肝转移31例外科治疗体会

目的探讨胃癌肝转移的外科治疗效果。方法对我院1997年10月～2006年10月收治的原发性胃癌338例中伴肝转移的31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中施行同时性胃癌肝转移灶切除术(切除组)的19例和仅行胃癌根治术而未行肝转移灶切除术(未切除组)的12例的术后生存时间进行对比。结果全组除1例术后死于肝功能衰竭外,其余30例均获得随访。胃癌肝转移灶切除术后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3.3%、44.4%和33.3%;未切除组术后1年生存率为50.0%,3年及5年生存率为0。两组术后生存时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切除组病例中有68.4%在肿瘤和周围肝组织间形成纤维假膜。结论假包膜形成是有利的预后因素。对于胃癌肝转移病人,特别是有假包膜形成者采用外科治疗预后更好。

静脉输液加药器的研制与临床应用效果评价

目的探索静脉输液加药的改良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方法研制静脉输液加药器,对所加的液体分别进行无菌检查、内毒素检查、微粒检测,并与传统的注射器加药方式进行工作效率对比。结果用加药器配制药液的不溶性微粒明显少于注射器配制的药液(P<0.0001),根据对4种临床常用规格药物进行工作效率比较,可提高配液效率70%～240%(P<0.0001)。结论采用该静脉输液加药器加药明显优于传统的手工操作,具有配药时间短、无液体滴漏、操作简单方便等优点,减少了污染环节及机会。

继承、改造和接纳——德里达与马克思的遗产

20世纪法国哲学家大多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和论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马克思观。正当“历史终结”“马克思死了”“马克思主义终结”等论调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再次响起时,德里达“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人类未来”这一掷地有声的断语硬气地驳斥了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马克思观。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据此断定德里达是自己的同路人。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凭借德里达的这一立场而把他视为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德里达完整的马克思观不仅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有义务继承马克思的某种遗产、对此种遗产作彻底批判改造、好客地接待作为外来者的马克思思想,而且还同时招致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批判质疑,这也证明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亦鉴于德里达反对“回到马克思”、拒斥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亦鉴于德里达高扬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而反对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去政治化、非政治化读解,德里达就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主张对这两者都进行解构的解构主义者。因此,既忠诚又不忠诚,既在场又不在场,只有“解构主义”这一幽灵般的标签才能最恰如其分地刻画出德里达对待马克思遗产的完整、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