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流动对生育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意愿生育数减少和生育时间延迟都对生育水平起到降低作用。通过构建生育成本和效用函数分析得到,市场回报率升高和生育投入品价格上升使得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减少。我国农村人口主要流向经济更发达地区,流动期间市场收入增加、生活成本上升,会使得流动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延迟生育时间,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都随着收入或居住所在地消费水平的增加而降低,表明农村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确实影响了生育水平。

社会网络视角下劳动力流动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社会网络在劳动力组团式流动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从劳动力效用函数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网络对于组团式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采用"蛛网模型"研究了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情况,结果发现:社会网络通过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主要表现为加快了劳动力的"异地流动",而减缓劳动力的"易地流动"。最后,通过微观数据和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统计得出,社会网络确实对劳动力流动以及组团式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业稳定性、风险预防与女性工作时间

丈夫就业稳定性是否影响女性工作时间?本文从风险预防的角度展开理论分析,并利用2008年CGSS微观数据进行验证。采用回归分析和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研究得到:(1)丈夫就业稳定性对妻子工作时间的影响为负;(2)丈夫有职业培训和失业保险也降低了妻子工作时间,且失业保险能够替代妻子劳动供给的保险机制;(3)丈夫就业稳定性的组间差异使得城镇外来女性工作时间长于本地女性;(4)提高外来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更加有利于降低外来女性的工作时间。

婚姻稳定性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对婚姻稳定性与生育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理论方面,构建生育模型,将婚姻稳定性分为与生育率相关的内生部分和不相关的外生部分,分析得到,当外生因素不变时,婚姻稳定性和生育率处于均衡水平;当不利于婚姻稳定性的外生因素增强时,生育率降低。同时,利用CGSS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婚姻稳定性对生育率的影响效应,通过区分非流动和流动人口的影响差异来识别内生和外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婚姻稳定性对生育率具有总体正向效应,其中,农村非流动人口的婚姻稳定性对生育率没有显著影响,而流动人口的婚姻稳定性对生育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于人口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具有负的外部冲击,进而对生育率产生局部均衡影响,使得生育率降低。

“双向”国际投资助力杭州城市国际化

加快＂走出去＂步伐,打造国际投资资本流动快速通道,实现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双向均衡发展,以资本为核心的国际投资闭环带动各种要素高速流动,全面提升杭州经济国际化和城市国际化水平2016年7月,杭州市实施了《关于全面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杭州城市国际化目标,全面开启杭州建设世界名城新征程。国际投资作为国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下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推动杭州城市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杭州作为沿海开放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参与国际投资的广度和深度,直接衡量着杭州城市国际化的水平。

持续深入推进都市区建设

推进浙江都市区建设,要做好规划衔接、发展协同等战略层面的谋划,还要以通勤便利化高效化为核心抓好基础设施共建、以产业空间储备和特色打造为重点提前布局都市区产业协作、以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通过改革推动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进四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建立“一体两翼”区域发展总体格局的战略目标,为新时期做好城市工作和区域工作指明了方向。从综合条件来看,浙江已经进入以都市区引领区域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就都市区工作加强谋划、加快推进。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6个调查时点的农村微观截面数据,利用Probit和Logit方法,从夫妻单方流动和共同流动两个方面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在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存在正向影响。在夫妻共同流动的情况下,流动者再婚概率增加,离婚的可能性加大;而在夫妻单方流动的情况下,流动者还面临再婚搜寻成本降低和当前婚姻收益减小等状况,从而造成婚姻稳定性下降、离婚概率上升。研究结果显示,夫妻共同或单方流动都显著提高了离婚概率。可见,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下降,由此造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家庭劳动、工资率与部门差异

本文分所有制部门考察了家庭劳动对工资率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在非国有部门存在家庭劳动对工资率的惩罚效应,而在国有部门不存在。在非国有部门,家务劳动时间每增加1小时/周,工资率将下降1.6%;照料儿童时间每增加1小时/周,工资率将下降1.9%,家务劳动主要通过努力机制影响工资,而照料儿童主要通过职业特征影响工资。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有效地解决了工资方程中家庭劳动变量的潜在内生性。

“适度”信任水平与经济收入增长

儒家文化强调适度的"信",那么当代社会为实现个人经济收入增长,是否需要适度的信任水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发现,信任与个人经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即存在适度的信任水平使得个人收入最优。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以及采用多个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研究还发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信任与收入倒U曲线的拐点延后,表明市场化对信任影响收入的正向机制具有激励作用。此外,信任水平的增加促进了社会资本积累,表现在个人于社会交往中的人缘关系和社交评价都得到了提高,从而影响经济收入。本文研究得到的启示是,应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任服务经济的功能,通过完善市场制度促进信任对经济收入的增长效应。

健康与养老财务计划——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自主养老研究

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健康对养老财务计划的影响效应以及养老财务计划对现实经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会显著提高养老财务计划概率;计划成本下降可以解释该正向影响,并体现在健康提高个体对经济金融信息的关注以及健康对不同类型养老经济来源计划具有差异影响两个方面;制定养老财务计划会提高个体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以及储蓄积累水平。

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高地

当前,数据已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数字技术是塑造世界贸易新格局的驱动力,数字经济则是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引擎,全球正迎来“数字”新时代。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打破地域限制、绕开通关壁垒的先天优势,从而有助于实现一种新型的全球化。随着国内形势和国际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已不再是局部竞争,而日渐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战场”。可以说,数字经济是制胜未来的关键。

产业转型要把好“时势事”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心骨,产业质量决定经济质量。经济发展追求高质量,归根结底要靠产业不断转型、迭代、更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浙江一些产业逐渐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转移,由此引发了一部分人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

用精准服务提升减负降本『功效』

成本是企业的竞争力所在。中央提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带来了利好预期。事实上,政府之所以实施“减税降费”的宏观政策工具,帮助企业减轻外部经营负担只是直接表现,其根本动因在于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以“减负”实现“增能”。实践表明,减负担与增动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取一面、不计其余的做法势必难以产生良好的政策效果。为此,在确保公共财政预算平衡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减负降本不仅要靠减税的硬做法,更要依托优化政府服务的软行为,将政府高质量的服务内化为企业集约化发展的动力,以此有效增强企业经营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做强做优“浙江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既“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打开了民营经济发展新天地,“浙江人经济”由此而为世人熟知。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对“浙江人经济”进行科学界定,即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并指出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富民强省的发展模式,也是能够为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发展模式。

从浙江40年农村改革看高质量乡村振兴：改革释放浙江农村发展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广大农村抓住机遇，全力破除约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率先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实践，经历了从乡村裂变到乡村蝶变再到乡村聚变的变革历程，展示了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的演进轨迹，农业变强、农村变美、农民变富。

加快培育浙江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科学部署，成为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