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公共外交价值及其开发利用

公共外交在各国外交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以全球市场为经营目标的企业形态,跨国公司因其多重的国际关系角色而具有重要的公共外交潜质。利用跨国公司载体开展公共外交具有辅助经济外交,实现公共外交活动隐性化,增强公共外交的可信度,推动公共外交理论研究的发展四大优势。中国公共外交在西方遭遇的最大困难在于缺乏可信度,对跨国公司载体的开发利用有望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破解难题、实现飞跃的突破口。

国际法向何处去?——国际法发展的六个法理进路

国际法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随着国际法结构越来越稠密,国际秩序越来越成为一个法律秩序。在当前中国崛起引致的国际法律(规则)斗争日益凸显的新情势下,从国际法的视角回顾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从国际法史的视角把握其演进的法理和趋势对于提升国际关系中法律斗争的预见性有着重要意义。国际法自17世纪在欧洲诞生以来,呈现出从区域法到全球法、从战争法到和平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共处法到合作法、从任意法到强行法和从国家间法到人类法的主要发展理路和趋势。这一演进既是国际政治斗争发展的结果,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有待解决的国际法前沿问题。

丰田危机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在全球化的今天,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引发"丰田危机"的严重性被成倍地放大,演化成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事件,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再次否定了以前甚为流行的跨国公司"超国家属性",并凸显了跨国企业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应有地位。中国应从中认真反思,把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建构国家形象结合起来,从国家营销的高度有所作为,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由丰田事件看企业行为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跨国企业的行为不仅与企业自身长远发展密切相关,更对国家形象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数据直观地论证了丰田事件的社会影响,并从心理学、公共关系学、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企业行为是如何影响国家形象。最后,透过丰田危机,立足国情,为即将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提出了相关建议。

“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

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特点

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政策重心从叙利亚转回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抛开了意识形态顾虑,接受了巴沙尔政权的存续和俄罗斯的长期角色,从而摆脱了奥巴马政府在反恐和民主化之间犹豫不决造成的两难处境。在消灭了“伊斯兰国”后,通过两次不彻底的撤军,特朗普政府重建了美国在叙利亚的离岸平衡角色,基本甩掉了“叙利亚包袱”。为了使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与重塑地区秩序毕其功于一役,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了“极限施压”,企图主要通过单边制裁切断伊朗石油出口制造的国内经济财政压力作为核心手段迫使伊朗在核武器、导弹和地区扩张等诸多方面做出全面让步。然而,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导致的系列变化越来越超出了特朗普政府的预计和控制。随着大选临近美国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其“极限施压”目标,反而面临伊朗逐步升级的反向极限施压。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一种基于国际制度理论的法理构建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产生于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法律体系,普通法理学关于法律一词的定义常不能用于国际法。国际法学者很少是法学理论家,而法理学家也很少熟悉国际法。对国际法学科而言,法理研究长期缺位。国际关系学是国际法学的基础,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视角加以考察,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国际规则,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制度,是将部分国际制度法律化的结果。这种法律属性是近代欧洲在摆脱中世纪宗教权威进入世俗社会后,通过引入罗马法的基本法律理念和技术,模仿国内法的应用体系,借用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优势以实现国家在无政府社会中对秩序需求的产物。国际法作为国际制度的特殊部分,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理论成果。国际法存在的实证法和自然法两大传统与国际制度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两大路径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法之理在法之外",国际制度研究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国际法的起源、形式、实施和变迁等法理问题。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

针对当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有关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关注传统的内部因素差异和外部美国阻碍的初级阶段推进到了对制度变量的关注,但争论双方都普遍接受存在东亚地区主义这一前提假定。然而,地区合作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地区主义,存在着一种没有地区主义的地区合作。文章通过对严重泛化、经济化和扭曲化的地区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把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区分开来,质疑所谓东亚地区主义本身的存在;以对地区主义概念的推导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检验标准的初步的检验框架,以检验地区主义的存在;应用该框架分析了东亚地区合作的目的和起源、机制现状以及外部因素,认为东亚不存在地区层面的地区主义。在中国崛起并优先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亚太跨地区主义而非东亚地区主义将是未来东亚地区合作的前景。

权力转移与预防性合作

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和国际社会出现有关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导致的权力转移的普遍认知加剧了中关关系的紧张性。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全面铺开之际,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已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固有的实体、静态视角不能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这一动态过程提供理论指引,过程建构主义由于其对关系过程的关注而具有独特的价值。作者在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行为体能动性的发掘提出预防性合作的概念作为关系治理的动力,从而使修正后的过程建构主义在促进关系进化上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机理得以明晰化,并结合当前中关关系的实际指出,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关系性理解的不足导致的关系困境而非结构、地位困境是造成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重在以关系性的过程视角实现中美关系的"共同进化"。

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安全研究的视角

安全是国际政治的首要关切。随着安全情势的变迁,人道主义干预在以往三个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有着从进入到过时并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一度消失的经历。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推动了人道主义干预这一该时期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与实践的兴起,安全与人权的联结对于理解人道主义干预的复兴至关重要。各种干预理论的提出与同期安全理论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把握安全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演化是理解人道主义干预从理论到现实之全面复兴的中心环节。然而,对安全的人本化改造在复兴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也形成了传统的国家间安全困境外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新的安全两难。就人道主义干预本身的价值两难而言,这一新的安全困境的形成在于国际维度下的哪些陌生人值得拯救和国内维度下能够容忍本国士兵以何种程度的生命代价去拯救不存在共同体义务的陌生人。

公共外交的跨国公司载体:热话题与冷思考

总结和归纳外国跨国公司为"赢取中国心"的对华公共外交实践及其基本模式,可以为开发中国公共外交的跨国公司载体提供借鉴。考虑到中国崛起的大背景和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国外遭遇的政治疑虑,我们或许仍处在公共外交跨国公司资源的培育阶段,过早的强制性使用只怕会拔苗助长,既难以取得效果反而进一步损及了经济利益。

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一道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基础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性大国地位和实力在知识领域的重要体现。历史上,一国地区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兴衰往往也是其大国地位起落的重要标志。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在过去30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的地区研究发展明显滞后。加强地区研究既是新时期我国对外战略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进一步暴露了其不足。本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外语教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培养的严重脱节、专业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两只力量研究倾向的明显背离以及国家公派留学在资助派出人员的规划设计方面的失衡是造成这种滞后的主要原因,并建议以强化外语学习硬性要求、提供更多语种选择,扩大专业融合力度、允许个性化培养需求,加强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实现理论政策并重和适当调整公派留学项目结构四项举措深化地区国别研究以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上新台阶。

大国为什么热衷于办奥运会?

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是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便持续存在的现象。在目前学界关于奥运问题的研究中,大国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以及影响举办效果的因素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相较单纯经济收益或是国内政治的考量,致力于通过办奥获取国际地位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从国际地位的两重性以及奥运会作为承载和平合作规范的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入手,认可追求国际地位是大国举办奥运会的首要目标的观点,但认为这样的认知仍需在地位两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新兴大国可以通过举办奥运会释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信号,显示和平崛起的意愿,进而获得大国地位的社会性认可;但出现实力衰退的既有大国却难以借助举办奥运会扭转衰落的国际印象,进而捍卫原有的地位认知。本文通过两组四个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举办奥运会只能解决国际地位中社会性维度的认知问题,但无法解决物质性维度的认知问题;同时,大国通过办奥所释放信号的可信度也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办奥与国际地位关联机制的研究,也对大国思考是否以及如何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来获取国际地位具有政策性启发意义。

“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内政治逻辑

近年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而再度风靡。当前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往往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古典史依据。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通常是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危机视角下的过程机制研究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讨论的主要薄弱环节,现有强调“恐惧”和“同盟”的主流解释机制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逻辑或史实问题。在危机研究的视角下,对于从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复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间的“五十年危机”时期,大致可以区分为危机背景性因素形成、偶然性危机、派生性危机、敌意合理化危机和边缘政策危机五个阶段。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崛起催生了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内部强硬派的先后形成。伊庇丹努事件作为偶然性危机重新激活了被《三十年和约》暂时冻结的两国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角力,以致危机一再升级导致大战爆发。在危机的各个阶段,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在城邦内外政治互动过程中的势力消长是影响各个时期两强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危机下的国内政治动能是“修昔底德陷阱”过程机制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疫情下的京沪国际友好城市外交

国际友好城市交流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政府外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是我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引领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传统的国际友好城市往来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北京和上海在疫情爆发初期都接受了一批来自国际友好城市的物资援助和精神支持,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也都积极通过友城机制提供物资和防疫经验上的回馈。两市疫情期间的国际友城工作帮助了相互间的抗疫斗争,提升了本地和在地相关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促进了民间友谊和人文交流,也配合了国家的总体外交。当然,两市的国际友城活动也体现出不同的主要驱动力和风格特征。

2020年阿富汗安全形势分析

阿富汗地处亚洲内陆咽喉要道,是中亚、南亚、西亚的交汇处,扼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堪称"亚洲十字路口",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上的重要节点国家。阿国家重建中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高度契合,阿也是首批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国家之一。尽管阿富汗严峻的安全形势严重影响了中阿经贸关系的深度发展,也影响了阿发展过境贸易的巨大潜力的发掘,但是据阿海关统计,2019年中国依然是阿仅次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雅典与斯巴达:谁是霸权国?

一大国在国际秩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霸权国与崛起国间实力、地位与关系的变化是界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变量。2011年以来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所讨论的正是当代国际秩序研究中的这一核心问题。艾利森的“陷阱论”紧紧抓住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概括战争深层原因的一句话,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显而易见。

国际威望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

国际威望指的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留给内外观察者的一种有关自身形象的心理印象。与近年来普遍流行的国家形象概念有所区别的是,这种心理印象反映了一国实力以及使用这种实力的决心、意志和能力。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私有信息的存在,这种心理印象直接影响了权力关系与对比的估算,进而影响了决策和行为,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心理学概念。

笔谈:重新发现世界政治的时间维度

世界政治的早期经典作品非常重视时间的重要性,但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的大多数研究只是所谓的“快照”而非“影像”,轻视甚至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对政治结果的影响。随着“找回时间”智识运动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世界政治中的时间维度。如何看待世界政治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如何将时长、时速、时段、时序、时机等描述时间性要素的概念用于对世界政治形态的刻画?如何将正反馈、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时间性机制用于对世界政治动力的揭示?为了探究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约请10位学者从学科、理论和实证的不同层面进行了讨论。我们期待这组笔谈文章能激发学界在重新发现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对世界政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