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王引之家书释录

王引之与乃父王念孙,在清代学术史上以“二王”见称于世。作为清代最顶尖的学者之一,二王父子在考据学、小学、校勘方面的建树,受到学者的广泛推崇。即令是在学术立场处于不同阵营,对乾嘉汉学人物颇多微词的方东树,也在其《汉学商兑》中提道,“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1]

中古廟制“始祖”問題再探

"始祖"與"太祖"是中古時期的廟制争論中經常出現的兩個概念。其中"始祖"一詞並不見於經書正文,僅在《儀禮·喪服傳》中出現。鄭玄根據自己的禮學構想,以"始祖"對應郊祀,"太祖"對應廟制,作出了明確的區分。但鄭玄的理論無法應用在此後的王朝禮制實踐中。於是王肅等人針對鄭玄的理論作出了調整,一度使始祖失去了其禮學上的重要性。然而針對唐代禘袷中出現的問題,趙匡通過《辨禘義》一篇,將始祖引入廟制之中,爲宋代以後出現的始祖争論,提供了理論基礎。

《儀禮·士冠禮》“鄉大夫”“卿大夫”辨正——兼議乾嘉考據學對經書文本的古典重構

《儀禮·士冠禮》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一句。自唐石經而始,至宋刻經注本、八行本等均無異文,是宋元以降的通行文本。清代學者劉台拱提出古本《儀禮》"鄉大夫"當作"卿大夫",今本"鄉大夫"是南北朝之後的傳本訛誤所致。段玉裁、顧千里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劉台拱的意見提出批評,認爲今本《儀禮》文字無誤。王念孫、王引之則在《經義述聞》中對段、顧二人進行駁論,利用《國語》韋昭注等旁證,試圖改訂經文。此後清代學者如程瑶田、朱大韶、胡培翬、黄以周,當代學者如沈文倬,均贊同劉、王之説。然而從鄭玄《儀禮》經注整體内容來看,鄭玄將《士冠禮》與《鄉飲酒禮》《鄉射禮》視爲内容有前後關聯呼應的篇目,就鄭注而論,此處經文爲"鄉大夫"無誤。劉台拱、王念孫援引《國語》趙文子冠及韋昭注作爲證據,通過歷史考證的方式改易傳世文本,這是清代學者古典重構的典型表現。這種研究方法是當時學術風氣的代表,從而在乾嘉以降,取得衆多學者支持,影響直至當下。乾嘉漢學試圖用實證的方式來處理經學問題,完成了經學的史學化,最終使經學退出了歷史舞臺。

孔穎達《禮記正義》取捨皇侃疏研究

唐孔穎達修撰《禮記正義》,自稱以皇侃疏爲本,參酌熊安生疏而成。由於皇侃《禮記》疏早佚,孔穎達取捨皇疏的理由何在,後來學者已不得而知。幸好日本尚有皇侃《禮記子本疏義》殘帙傳世,可以從中窺見皇侃義疏的特點。通過比較皇疏與孔疏的不同,可以發現孔穎達有意不採用皇侃對於經文科段的劃分,並且不取皇侃在鄭玄注以外的發揮。然而孔疏雖然反對皇侃的叙述方法,却又依賴皇疏對於經文的基本解釋,故此在改易皇疏之後,又引發了新的問題。考察孔疏與皇疏的不同,可以讓我們看到南北朝至隋唐經學研究取徑的轉變。

段玉裁、顧千里“西郊”、“四郊”之争再研究

顧千里在嘉慶十一年(1806)刊行《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其中指出《禮記·祭義》中鄭注"四郊"當作"西郊"。段玉裁在次年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對顧千里的説法進行反駁。雙方數次書信往來交鋒,在學術史上稱爲段、顧之争。對於段、顧學説的對立之處,只有從禮學角度進行解析,才能理解這場争論發生的原因,以及段、顧二人間的是非曲直。顧千里之説基本圍繞鄭玄學説展開,而段玉裁則自出機杼,推演出了學制新説。段、顧之争主要體現了兩種學術方法及解經思路的不同,而非簡單的校勘問題。

北宋经疏校勘管窥--以旧钞本《礼记疏》和八行本《礼记正义》的比较为中心

学者讨论经学，自然离不开唐人注疏。今天我们研读经疏，大多采用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俗称阮刻本。根据长泽规矩也的考察，阮刻本所据底本，多为所谓“正德十行本”。十行本系经、注、疏并附《释文》合刻本，原为南宋末年建阳书坊所创，因每半页十行而得名。“正德十行本”多为元代刊刻，经过明代正德年间修补而成。

《儀禮·士昏禮》鄭注“饌要方”後案——兼論禮圖對於《儀禮》學之影響

《儀禮·士昏禮》有夫婦同牢共食一節,叙述夫婦饌席陳設。鄭玄將經文的陳設方式用“饌要方”來概括,賈疏在此基礎上對鄭玄之意有詳細分析。但根據經文與鄭注、賈疏復原出來的圖示,夫婦饌席並非完全正方。於是後代學者對此提出不同理解,異説紛紜。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者有楊復、敖繼公、沈彤、張惠言、鄭珍、俞樾、黄以周七家,彼此各不相同。楊復、沈彤以“六俎説”繪製禮圖,確保饌席正方。敖繼公則調整婦醬的位置,既反對鄭玄注説,又保證了饌席整體的“要方”,對此後學者産生了重要影響。張惠言、鄭珍看似尊鄭,但實際已經偏離了鄭注、賈疏的解釋軌道。黄以周則通過計算俎豆尺寸及間距,以看似頗爲精確客觀的方式,不專主一家,繪製了與衆不同的饌席圖。這些學者的不同學説,背後固然反映出了他們的學術宗旨不同,從而對於《儀禮》經注産生了不同理解。更爲關鍵的是,在楊復《儀禮圖》出現之後,學者開始用更加具現化的方式來思考經文,而與鄭注、賈疏的文本邏輯截然不同。

鄭玄《論語注》補説

鄭玄《論語注》中包含經説,多與《論語集解》所收古注相牴牾。以往研究表明,鄭注立足於三《禮》之學,爲鄭玄注異於何晏《集解》之突出特色。然而鄭注中另一部分則無關乎禮學,蓋依與孔子及弟子有關之史傳材料考證而成,此即當下研究者所易忽視者。茲取"怪力亂神"、"陳司敗"等數條鄭注,試紬繹之,以明鄭玄注經之前後邏輯。

日本开发出电气汽车用大容量锰系锂离子充电电池

据悉日本YUASA公司已成功开发出了用于电气汽车、宇宙卫星设备,无人潜艇等的大容量锂离子充电电池,现已开始出售工业成品。该产品分三个系列,平均工作电压为3.8V。新电池的独创之处是正极采用了锰酸锂。以往便携终端使用的1Ah级别锂离子系统电池多采用钴酸锂。据说。

美、日、法已成为中国稀土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1999年的中国海关统计显示。该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稀土产品量为17612.62吨,占我田稀土产品出口总量的25.37%;向日本出口稀土产品量为17731.65吨。占出口总量的25.55%;向法国出口稀土产品量为16541.55吨,占出口总量的23.83%。

世界半导体市场创历史新高

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6月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4月份的世界半导体市场交易额达到了1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12.1亿美元增加了35.6%,创下了历史最好纪录。据报告称。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与郑鼎关系略考

《析城郑氏重校三礼图》是聂崇义《三礼图》在蒙古时期刊刻的一个重要版本。以往学者认为此书刊刻于河南地区,刊刻者不详。今考证,此书的刊刻者当为郑鼎。郑鼎出身于山西阳城郑氏家族,所谓"析城"即指阳城县名胜析城山,故此书刊刻地点应在山西。

论岛田翰《访余录》中所记钱大昕批校钞本《元典章》之谬

日本学者岛田翰（1879—1915）生前曾往中国游历访书，后著有《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一文。此文在岛田翰身故之后，于1921年由友人田中庆太郎编入《访余录》一书刊行于世。这部书1927年在中国由北京藻玉堂书店铅印成册，这篇文章才开始为国人所知，并引起学者关注。岛田翰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江南访书所见的一十七种奇书，均为明清名家手稿，让人读后不免心驰神往。从岛田翰的介绍来看，这些手稿中与元史有关者不少，如钱大昕《元史稿》残本二十八册、黄丕烈《元朝秘史疏证》十五卷手稿、钱大昕批校钞本《元典章》六十卷，等等。当时学者多信其有，比如范希曾在其《书目答问补正》中就曾引及岛田翰说，并据此怀疑钱大昕《元史稿》的手稿尚在世间。

父子彝伦:北宋元丰昭穆之议再评价

在经学史上，昭穆问题一直是庙制领域的重要话题。汉唐经学家多以“父昭子穆”为原则，处理宗庙昭穆排序。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详定礼文所上八庙异宫之议，需要明确宋代诸帝昭穆次第。张璨、何洵直与陆佃围绕昭穆排序及先帝神主祧迁方式，展开了一场争论。此后朱熹又作《稀袷议》一文，在昭穆问题上支持了张璨、何洵直一方的意见。后世学者也大多以朱熹之论为是。

郑玄礼学的延伸——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注残卷内容的分析可知,郑玄《论语》注具有尊用《周礼》、参用《仪礼》、《礼记》的学术特点。《论语》郑注是郑玄礼学的延伸,对研究郑玄的经学有重要意义。

君视疾时士东首于南牖、北墉下辨

《论语·乡党》有"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一章,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注认为"东首"的位置当在南牖之下,郑玄却认为应当在北墉之下。南牖、北墉正好是士人寝室中南北相对的两个不同位置。本文通过考查两种不同经说成立的根据,说明了郑玄"北墉下"经说的思考过程,揭示了郑玄经注的特点。

汉代春秋学视野下的“西狩获麟”

“西狩获麟”是春秋学中的重要问题,汉代学者依据不同家法,作出了不同解释。公羊学者通过五德终始学说将获麟解释为汉朝受命的祥瑞,左氏学者则提出了“修母致子”学说,试图说明汉制与《春秋》之间的关系。将刘邦建汉与孔子作《春秋》联系在一起,是汉代春秋学的一大特色,从中可以窥见春秋学者的政治倾向。

《思溪藏》刊行者王永从事迹略考

《思溪藏》是宋代湖州王永从在南宋初年刊成的一部藏经。关于刊行者王永从,以往学者曾有一些研究,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疏漏甚至错误。根据史料可知,王永从曾经参与花石纲营运,在《思溪藏》动工开板之后,因钦宗清算蔡京党人而被迫致仕。这一考证不仅补充了王永从的生平资料,还可以解决《思溪藏》刊刻题记与史料记载的矛盾之处。

《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旧本探源

北宋聂崇义编订《新定三礼图》,是现存所见最早的礼器图著作。《新定三礼图》在北宋初年是国家礼器制作的蓝本,其中所载器物绘图,对于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窦俨在《序》中提到聂图之前有旧图“六本”,却并未说明其组成。现在重新对聂图图注进行解析,认为所谓旧图六本,其实只有旧图、梁正及夏侯伏朗图、张镒图三种,又借助梁正、张镒图征引了郑玄、阮谌两家。聂图即在以上三种之中,沿用其图像,增加器物及图注编辑而成。窦俨所谓“六本”之说,与今天文献学意义上“书”的概念不同,只是对聂氏工作张大其词的褒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