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诗“兴”论》导言

撰写此书的私衷,窃欲对中国传统诗论中的“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那是被朱自清先生称作“最为缠夹”的.萌生这样一份愿心,说来已是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一九八六年春.我由母校山东大学转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适值徐中玉、陈谦豫两位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我承担了《比兴编》这个专题.因为久已留心,路径比较熟悉,材料有所积蓄,再加旁搜曲索,不日便大致完工,共得十余万言.这还是直接论及到“兴”的.至于那些虽理通于“兴”而言未及“兴”,有助对“兴”的理解,也被我顺便辑录下来的,更数倍于此.将这些资料排比整理,通读一过,我忽然若有所悟:“兴”是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核心.但我不敢自信,颇怀踟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文学批评史上的李白

一、“热闹局”与“冷落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当迟暮之年的李白流放夜郎,杜甫因而写下感怆凄恻的《梦李白》时,他自然不会料到这篇末二句,居然成为千古的谶语,正可以(隐木)括李白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境况:绵绵后世,济济多士,谁不曾传唱着他的诗篇,传扬着他的诗名,传慕着他无与伦比的诗才?此之谓“千秋万岁名”。但另一方面,又有谁曾经踵接过他的诗步。

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中国诗学思想史》导言

一、小引 所谓“中国诗学思想”,指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传统的诗学思想,它大致发轫于春秋战国之际,可以孔子为代表;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消亡(1911),可以王国维为代表。发表于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前夕的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1909),是尝试运用近代西方哲学、美学阐释中国传统诗学的真正开端,标志着中国诗学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折,从此随着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不断输入,日益改变着传统诗学思想的固有风貌,已经不属于本书论述的范围。要之,从孔夫子的时代到王国维,其间大约二千五百余年,便是本书所涵括的上下时限。 本书所谓“诗学”,非指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包括一切文艺理论在内的广义的“诗学”,而是现代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诗学”,即有关诗歌这一特定文体的理论。但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中,赋论中衰,词论、

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徐中玉先生印象

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徐中玉先生印象萧华荣【编者按】徐中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去年岁尾，上海市为他举行了８０寿诞和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及教育６０周年的活动。徐先生对《阴山学刊》也十分关心。所寄刊物“每期必读”。新春伊始，我们特于首期头条...

汉代“兴喻”说

汉代“兴喻”说萧华荣＂兴者喻＂、＂比兴等为譬喻＂①，是汉人的共识与通说，而不同于孔子＂诗可以兴＂之＂兴＂为起发、感悟。孔子诗＂兴＂论的背景是春秋用《诗》（《诗三百》），汉人诗＂兴＂沦的背景是解《诗》（《诗经》）。汉人解《诗》虽也归趣于用，但那是另一种...

从《关雎》接受史看《牡丹亭》的时代意义

在汤显祖《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全部爱情及其与柳梦梅的全部生死悲欢,都是由阅读《诗经·关雎》引发出来的。对《关雎》的接受,无疑是《牡丹亭》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杜丽娘对《关雎》的理解,是对传统理解视界的一种突破。这不仅反映了杜丽娘一类女子被压抑的人性的觉醒,也反映了《关雎》一类情诗被扭曲的艺术本性的复归,是当时社会文化精神变迁的一个投影。因此,笔者把这种理解作为考察《牡丹亭》时代意义的视点。

六朝“兴感”说

六朝“兴感”说萧华荣以＂兴＂为＂感＂，是魏晋南北朝对＂兴＂义的新理解与新规定。它对于汉人以诗比附政教风化的＂兴喻＂说，无疑标志着情的解放，也标志着文的自觉。但它以诗的创作发生之＂兴＂释汉人的＂六义＂之＂兴＂，造成＂兴＂义的极大缠夹，并一直影响于后世。...

先秦“兴”的滥觞——《诗“兴”论》之一章

以“兴”论诗,始于先秦,虽只语片言,简略不详,有的甚至难以诠解,且与诗的审美特质相距甚遥,但追溯后世涛“兴”之论滔滔洪流的滥觞,则又必自先秦始。 先秦以“兴”论诗,以孔子“兴于诗”、“诗可以兴”二语为最明确,也最能体现先秦诗“兴”之论的特点与时代精神,故本章以孔子之语为中心与归宿。孔子用的是“兴”的本义:“起”,或曰“起发”、“感发”。汉人释为“引譬连类”,并以“兴者喻”释《诗》(《诗经》),形成“比兴”说,故本章又侧重揭櫫先秦如何以诗为喻及其与“兴”的联系,以与汉人之说“接轨”。

宗经辨骚

宗经辨骚不唯是贯串《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主线,亦且是贯串自汉以迄北宋前期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关于前一点,王运熙先生在他写于一九六四年的《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和写于近年的《【文心雕龙】的宗旨。

刘勰与钟嵘文学思想的差异

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一个“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一个“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一个泛论各种文体,一个专评五言诗人;一个侧重于文学理论的探索,一个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实践。这些外部的、形式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可置不论。在这里,我试图分析二人文学思想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引起的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歧。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钟嵘论建安文学

钟嵘《诗品》追溯了从汉魏到齐梁五言诗的兴衰,评论了这段时间的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其中,他对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五言诗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建安五言诗的评论也便是对建安文学的评论。研究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对建安文学的认识。

作为释义批评的“比兴”说

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既然创作与批评是有某些逆向同构性,那么通常视为创作手法的比兴说一转而为批评的着眼点,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比兴说作为批评方法,原就是早于它之作为表现方法的,因为早期的说《诗》家、释《诗》家所提出、运用并深远影响于后世的比兴说,从原则上讲只是对“诗三百”的牵附甚至歪曲理解与解释;也就是说,“诗三百”

雄辩术与古文论——古希腊与先秦的比较

一雄辩术,即演说的艺术,辩论的技巧,曾经派生过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并施影响于后世①。古希腊与先秦都是如此。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希腊,主要是在奴隶制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雅典城邦,曾经笼罩着一种滔滔雄辩的气氛。凭借着这种滔滔雄辩,原告或被告往往会在法庭上获得胜诉;凭借着这种滔滔雄辩,

青灯琐记

"青灯有味似儿时"。儿时已渺,而青灯犹在。儿时青灯下发我蒙騃的尊长有的已仙去,而青灯犹在。犹在的青灯照亮心灵的暗夜……闲话少说,言归"琐记"。

钟嵘《诗品》三题

近读记室《诗品》,千虑偶有所得,现略举数端,以正于方家。关于钟嵘生年问题关于钟嵘的生卒年代,迄今主要有三说:姜亮夫先生《历代人物生里碑传综表》定为四六九至五一八年,王达津先生《钟嵘生卒年代考》定为四六八至五一八年①,近来段熙仲先生《钟嵘与<诗品>考年及其它》~②一文,则定为四六六至五一八年。

试论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歧

试论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歧萧华荣一、小引中国近世之前的《诗经》学以及整个经学，到宋时发生了重大变异，皮锡瑞称之为“经学变古时代”①，今人称之为“新儒学”。对于汉宋《诗经》学的具体差异，古今学者做了大量比较探讨，在这方面我不能赞一词。我只是“立乎其...

钟嵘《诗品》的诗歌批评体系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不同侧重。钟嵘《诗品》,就其主导倾向来说,是一部诗歌批评专著。《诗品》的序言,体现了钟嵘的文学批评观,是其诗歌批评的理论纲领与指导思想;《诗品》的正文,以“三品升降”的形式评论了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是其诗歌批评的具体实践。《诗品》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是基本一致的,构成较为完备的诗歌批评体系。本文试图对这个体系进行剖析与评述,以就正于广大专家与读者。

后出转精 平实稳妥──曹旭《诗品集注》评议

梁代钟嵘《诗品》为中国诗话之祖，自问世以来，即得到文学界的重视，尤为二十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热点。近百年来，海内外仅校注就有数十种之多。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硕果累累，格外引人瞩目。为推动《诗品》研究的深入开展，本刊特就近年出版的五部《诗品》研究专著约请有关人士撰文评介，以飨读者。

着眼于中华“全龙”的腾飞——读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

这是牟世金同志的近作。既称“鸟瞰”,就有一个“瞰”的角度。作为学术评论,它当然首先着眼于学术。作者就其所能掌握的材料,从“校勘”、“注译”、“理论研究”、“主要论著”等方面,全面、简要、公允地介绍与评论了大陆彼岸《文心雕龙》研究的情况,它的来龙与去脉,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但是,鉴于评论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众所周知的一峡之隔的非正常状态,作者“瞰”的角度与视野就不能不更加广阔与深远,更加富有现实感与历史感,更加富有“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使命感,质言之,作者始终着眼于中华“金龙”,这就使全书有了比纯粹的学术讨论更加深厚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