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药企的权力运作

近年来跨国药企在中国行贿事件陆续曝光,揭示了其在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利润部分依靠权力运作的事实。跨国药企主要是透过制度策略、政商策略与营销策略进行权力运作以打通商业关节。在制度方面,药企游说母国在国际上推动有利于跨国资本流动的国际规范与有利于他们的专利权制度;政商策略表现在跨国企商常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共谋,并与母国审查人员有利益关联,还促使政府加快药品核准上市的流程等;营销策略则包含扩大药物使用范围及透过行贿控制高药价等,三种策略皆镶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构力量之中。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医疗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国内外社会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本文以物质力量、制度、观念为分析框架,探讨新自由主义如何加剧并转变全球的"医疗化"状况。在物质上,产、官、学复合体网络的多方利益形成有力的市场力量,从而促成医疗化;在制度上,则是由于药品之国际专利权的制定与各国导致医疗化的政策;在观念上,某些压力团体因为要强化"竞争力"而推动某种服药的观念、个人自主健康管理的盛行、风险恐慌的论述普遍化及另类医疗的兴起等氛围都加剧了"医疗化"。即便有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但医疗的供给面与需求面均被牵涉到因商品化可获利的普遍利益中,因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力量仍难以撼动,从而使医疗化加剧。

全球化下当代人的健康身体想象

当代全球化下,人们积极追求身体健康,其表现的具体实例如减肥、吃保健食品或有机食品、上健身房、练武等。为解释此现象,本文提出五种当代人关于追求健康身体的理由、观点与方式(即健康身体的想象),分别是规训的身体、资本的身体、镜像的身体、保险的身体及修养的身体。本文详述了这五种身体想象的形塑缘由,及其想象在结构与行动间的关系。文章提出,个体追求健康的行动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会形塑出不同的策略选择,以至于这五种解释路径有时相合,有时相互参照,或有时互斥并存。

中印药业发展比较

本文比较中国与印度制药产业的发展,比较的内容包含生产规模与药品市场的状况,制药发展历程,以及研发与国际化程度。这些指标中,除了生产规模与药品市场成长率中国较印度占优外,其余印度皆均较中国占优。

论经济全球化下的乡村振兴:再思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

在乡村振兴广泛被讨论的脉络下,重新检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但有别于仅梳理该理论的内容,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对该理论进行反思,即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放置于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脉络下进行讨论:首先检视经济全球化下农业生产论及发展论与该理论的对应关系;其次检视反自由经济论者对该理论的批判;最后提出该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反思。透过此观点重新检视该理论,中国的乡村振兴或可诉说一个蕴含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故事。

支持与反对“健康维护组织”的理由

本文整理支持与反对"HMO(健康维护组织)"的理由,支持者注重财务的管控来达到效果,从供给面增加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财务控制责任,不但可以有效降低医疗费用,并且可以根除以往做多赚多对病人非有利的医疗商业机制。在提升医疗质量及效率方面,支持者认为HMO之"民营化"及"多元化"精神,可以促进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可以提升医疗质量及效率。但反对者认为"费用控制的无效",且他们较注重人(病患与医师)的问题,批评此种节制医疗费用的制度将会对民众及医师的医疗质量造成破坏。本文建议若欲推动HMO必须做好制度与法律规范,并配合医疗结构转型,否则将会浮现反对者所提出的弊病。

双向运动下医务社工协调医患冲突的角色定位——中国台湾地区案例的借鉴

医患冲突已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医务社工开展的工作可视为波兰尼反向运动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将脱嵌的医疗市场拉回对人性的关怀。中国大陆地区的医务社工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定位不清,这也连带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依据波兰尼双向运动观点,将医患冲突视为医疗市场化的结构性因素使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大陆医务社工发展在个体能动与制度结构上的建言。

中国医疗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官本位与资本合流缺乏制衡，患方转向非正规管道寻求自我保护。一方面，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经济税收，如何滚动资本才是硬道理；对于提高医护人员待遇，改善医疗质量显得十分吝啬。虽然政府也透过管控药价或挂号费，来普惠民众就医，但在这种思维下，非商品化医疗权利的扩展，长期不被重视。另—方面，患方可在正规渠道中发挥制衡的力量过于薄弱，无力挑战医院与药商的共谋，因而其自我保护转向以非正规的方式对医疗市场化运动展开反击。

“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低生育陷阱"的风险中。既有经验表明,低生育率有三种发展路径:翻升、持平、持续下坠。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也考察了实现低生育率持平甚至翻升的欧美发达国家,发现不同的福利模式具有不同的提升生育率的作法。通过比较,发现北欧模式与自由主义模式中的"去家庭化政策"(托育)比欧陆保守社团主义模式的"再家庭化政策"(亲职假、津贴)对提升生育率更为有效。而重视性别平等政策的北欧模式比自由主义模式更能普及照顾弱势,因而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更好。以此总结了以上经历对中国可能的启示。

中国医疗体制转型中的“双向运动”

看病难、看病贵、暴力伤医和私立医院、药品市场屡见不鲜的管理问题,体现出中国医疗市场的严重失序,究其原因,离不开医疗市场化以来的逐利性质;在中国医疗场域,这种经济脱嵌于社会,进而支配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变种凸显出巨大的压迫性,当民众不择手段地进行自我保护,这种"反向运动"却更加危及了医疗市场的稳定性,致使医患双方的权力博弈陷入暴力怪圈,都成为中国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受害者。

从全球化视角看“抑郁症”如何产生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跨国抑郁症调查表明，中国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仅为6．5％，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低。本文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并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尝试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两个方面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呈现为偏低的原因，认为此结果与国内抑郁症发病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儿童友好社区在农村的建构策略--五味屋的资源整合与儿童增能

五味屋是农村儿童友好社区建构的典型案例。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其发展符合第三条路的农村发展观,即以内生为主,善用内外部资源整合,以农村既有的优势建构出农村儿童友好社区的主体性。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其建构策略呼应社会工作视角所强调的资源整合与培养增能,即社区工作者运用"物的再生"与"人的再生"等资源整合的方式来服务儿童,甚至能形成促发儿童增能以服务他人的亮点。结论主张儿童友好社区在农村中要有农村发展观的第三条路思维,其运作的过程需要有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思考,更要在儿童增能这个常被忽略的面向上有策略地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