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关系:程序性问责与结果性问责

本文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官员在设计、管理和调整公私合作关系合作时,在何种程度上对程序和结果责任进行权衡。这两个国家不同的行政传统(分别为法律主义和管理导向)会对此产生影响。文章显示,通过对合同文本和政策文件进行分析,以及与荷兰和西班牙89名项目成员的采访得出,荷兰行政人员遵循关系治理原则,注重结果问责,而西班牙行政人员在非临床服务中选择与合同治理框架一致的过程问责,在医院的临床服务中选择结果问责。

危机管理中的政府间否决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意大利与西班牙

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第一批西方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波爆发中,新型冠状病毒在看起来相似的社会环境中迅速传播——均有相对较多的病例与死亡人数,且采取了相似的严厉封锁措施。两国中央政府陷入了不稳定的政治平衡中,国家由最近成立的国家政治联盟管理,但这些联盟不仅不断遭受质疑,并且面临着大量的公共债务。两国在行政部门相对于立法部门的作用,以及中央协调和区域离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为了提高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决策和危机管理的理解,本文解释了机构否决点的相关性,以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通过更多的合作治理,国家能够有空间来对协调、政策能力和共同责任进行匹配。

代理人永远不会成为管家:对公私合营模式中创新缺乏的解释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私合营模式,设计—建造—融资—维护—运营(Design-Build-Finance-Maintain-Operate,DBFMO)合约据称由于其长期性、使用产出明细单以及协作环境而能为创新提供机会。文献资料则表明,政府采购方和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动态会影响这些条件对创新实践的实际贡献。因此,我们对荷兰和西班牙的3个案例进行了评估,考察政府采购方和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这3个条件产生影响,及其实现创新、获取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可能性。研究发现表明,设计—建造—融资—维护—运营合约促进创新的潜能受到了阻碍,因为政府采购方和社会资本方之间表现得像是互不信任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短期的利己目标,而不是长期的有利于组织的目标。这些案例表明,有限的创新实现和未达预期的价值创造似乎是由于缺少一个考虑到允许价值获取的明确机制造成的。